书传四海赖青柯

　　清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小说创作承古代散文的优秀传统，在克绍宋人说话家数、明代通俗小说的基础上，熔铸各家之长，文言与白话小说纷纭竞出，各造其妙，出现了彬彬之盛的局面。其中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刻镂物情，妙到毫颠，“出于幻域，顿入人间”，文笔古雅清新，华朴兼擅，成为文言短篇小说的极致，犹如群峦延绵、众山耸峙中的峰巅。白话小说《红楼梦》以传神入化之笔，用笔平实，着墨深细，曲尽世态，再现了封建末世的现实生活，犹如一幅浑然天成的巨锦璀璨夺目，被奉为白话小说的典范，罕与伦比。两书语体一文一白，誉在人口，纸贵一时，成为清代小说中的双璧。　　一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历时四十余年，堪称一生精力所萃之作，此书的梓行也艰难多阻。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人。一生位卑家贫，自幼锐意攻读，十九岁应童子试，弱冠掇芹，冠冕童科，考中秀才。山东学政、著名诗人施闰章对他奖誉有加，批其文章“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前程未可限量。少年英发的蒲松龄以为青云在襟袖间，“取青紫如拾芥”。然而，文章憎命。此后，蒲氏屡困棘闱，铩羽落榜，终未博得一第，年逾古稀才援例考得一名贡生。　　不久，兄弟析箸另居、食指日繁，为谋生计，蒲松龄曾屈沉下僚，幕宾南游，又先后辗转于本县乡绅之家坐馆设帐，为童蒙师，或代抄文稿，以换取菽水之资，养家糊口。《聊斋志异》是他创作的一部孤愤之书。从青年时代起，蒲松龄就热衷于记述奇闻轶事，“雅爱搜神”，“喜人谈鬼”，博采民间传闻、朋友口述异闻和邮筒相寄，楮墨遂积，久而成帙。在困踬场屋、文战不胜的劣境中，青云无路，他不顾谋食日拙、挚友规谏、世俗讥讽，坚持《聊斋志异》的创作而不中辍，数日年如一日，苦心孤诣，终成四百九十余篇文稿。他在《戒应酬文》中描述的“尔乃坐枯寂，耐寒威，凭冰案，握毛锥，口蒸云生露湿，灯凝寒而光微，笔欲搦而管冷，身未动而风吹，吟似寒蝉，缩如冻龟，典春衣而购笔札，曾不足供数日之挥”，正是他创作生涯日艰而雄心不泯的生动写照。他在赠友人的一首诗中说：“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浇垒块愁。”负旷世之才而郁屈难展，袖金输璧之徒反而腾达，官场黑暗，公道不彰，丰才啬遇的蒲松龄焉能不悲？生于民间底层，贪吏蠹役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孤鲠耿介的蒲松龄安得不愤？在文网高织、冤狱丛生的当时，他只能托笔鬼狐，实写人生，以奇崛瑰怪的曲折方式托深心于笔端，宣泄胸中抑郁不平之气。情发于中而形诸于外，鞭挞不仁、讽喻世情，刺贪刺虐，针砭时弊如浮世绘，写尽诸般众生相。康熙十八年（1697），《聊斋志异》初步结集，在《自志》中蒲松龄交代了此书的创作动机、过程与鲜人理解的苦闷，发出了“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的感喟。他把杜甫《梦李白》“魂来枫林青，魄返关塞黑”的诗意拈来化用，意谓世寡知音，牙旷难期，只有到阴间寻觅了，其心境孤寂、悲愤可知。　　对《聊斋志异》大加赞誉的是蒲松龄的同乡、位居台阁的诗坛领袖王世祯。王氏曾借阅《聊斋志异》稿本，并对部分篇章加以评点，在《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的诗中写道：“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他还采摭《聊斋志异》中的五篇小说收入日后编成的《池北偶谈》之中。酸丁寒士蒲松龄对这位硕学重望的前辈折节下交心怀感激，作《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王世祯还为《聊斋文集》题词，并预识蒲氏文章“卓乎成家，其可传于后无疑也”。蒲松龄以一个不第秀才蛰居僻乡，所作《聊斋志异》惊才绝艳，得卿贰大员激赏，以诗文酢酬，王世祯对《聊斋志异》的推挹与延誉，使蒲松龄益肆力于小说的创作与修润增补，垂老不休。王氏对蒲松龄的文名远扬和《聊斋志异》的传播有助力之功。　　二　　蒲松龄一生侘傺不遇、身名偃蹇，晚年从家境贫窭渐趋小康，西崦暮齿仍无赀刻印《聊斋志异》，终至抱憾以没，书稿留存家中。蒲氏生前对书稿不断增损补益，时有抄本传出。逝世后，慕名借钞者日多，蒲氏之孙蒲立德在乾隆五年（1740）的《聊斋志异跋》中所说的“人竞传写，远迩借求”，正是《聊斋》粉丝日众的真实写照。因家道贫寒，无力梓成，他深感乏人识拔，不无感慨地说：“昔昌黎文起八代，必待欧阳而后传；文长雄踞一时，必待袁中郎而后著。自今而后，焉知无欧阳、中郎其人者出，将必契锓梓，流布于世，不但如今已也。则其跂予望之矣！”冀望欧阳修、袁中郎式的人物复出，使《聊斋志异》不致湮晦不彰。果然，在蒲松龄去世五十一年以后，出现了两位慧眼识真的贵人，为襄刻《聊斋志异》竭尽心力，终于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将全书剞劂，化身千百，为《聊斋志异》的流布四方为功甚巨。这两位功臣是赵起杲和鲍廷博。　　赵起杲（1715—1766），字清曜，号荷村，又号冠峰，山东莱阳人。幼读诗书，贡生。四十三岁时援贡生授官例，拣补福建漳州府南胜县同知。后以同知拣发浙江杭州，为督办乾隆第三次南巡洒扫浙境御道恪尽诚敬，署任杭州总捕同知，因功升任严州知府。原来，赵起杲对《聊斋志异》早有所闻，心向往之，憾未获睹。乾隆十一年（1746）冬，他的老友周季和将二册《聊斋志异》抄本相赠，周氏以全书卷帙繁多，不能全抄引以为憾。赵起杲“读而喜之，每藏之行笥中，欲访其全，数年不可得”，蓄有为此书椠刊行世之志。乾隆二十二年（1757），赵起杲携带抄本去京师，被同样喜读《聊斋》的王闰轩借走。后来赵起杲赴闽为官，仍留心访求《聊斋志异》的书稿。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建安藏书家、曾任职山东的乡宦郑方坤家中发现了《聊斋志异》抄本，随即抄录了正、副二本，加以批阅，与周季和的抄本稍异。乾隆二十五年（1760），赵起杲再赴京师，将郑方坤的抄本与被王闰轩借去的抄本取回细加比对，又从吴颖思处借来另一个抄本详加勘比，发现各有异同，认定郑方坤所抄是得之于蒲家原稿本的过录本。次年，赵起杲调任杭州时与杭州书商鲍廷博相识，因书结缘，鲍氏极力怂恿他将此书付梓，后因循未果。延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在严州任知府，由鲍廷博出资襄助，请杭州名士余集专司校雠，郁佩先和赵氏四弟起杭协助，陈载周负责刻印事务，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刻成，《青本刻〈聊斋志异〉例言》中称：“原本凡十六卷，初但选其尤雅者厘为十二卷；刊既竣，再阅其余，复爱莫能舍，遂续刻之，卷目一如其旧云。”考其刻印十二卷未能一次全刻的原因，实因资金不足。为了刻印此书，赵起杲耗尽一生积蓄，仍力所不逮。鲍廷博在《青本〈聊斋志异〉纪事》中备载其书登诸梨枣的经过，为了刻印此书，赵起杲“清俸不足，典质以继之，然竟不克篑成而卒”。在《题青本聊斋诗》中，鲍廷博饱含深情地写道：“谁似严陵太守贤，奇书不惜万人传。莫惊纸价无端贵，曾费渔洋十万钱！”十二卷《聊斋志异》刻成，赵起杲获观厥成，对余集说：“此役告成，为平生第一快事。将饰以牙签，封以玉匣，百年之后，殉吾地下。倘幽竁有知，亦足以破岑寂。”不幸一语成谶，五月十八日，在严郡试院主持童子试的赵起杲因体弱劳累，溽热中暑，猝然离世。从三十二岁得周季和抄本，到五十二岁全书刻成，历时二十年，《聊斋志异》终于付梓成书，赵氏之功恰如鲍廷博所言：“苦心劲节，已足与云山江水俱长。”未竟的四卷刻本，由鲍氏续志完成，免有遗珠之憾。　　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渌饮，又号通介叟、得闲居士。祖籍安徽歙县。以父祖业贾浙江而寄寓杭州。少习会计，勤学耽吟，工于诗，因科场不售，遂绝意仕进，留心典籍，专事藏书刻书事业，和黄丕烈、顾千里一样，终生从事校勘、版本、目录、考证等清代考据学的基础工作，在藏书、校书和刻书上做出骄人成就，成为乾嘉时期的代表人物，被誉为“黄跋顾校鲍刻”。　　鲍廷博力学好古，一生嗜书如命，家富藏书，其父以《礼记》中语“学然后知不足”命其书斋“知不足斋”。后鲍廷博屡加增益，又建赐书楼，钟情典籍，广集异本，参校互雠，采辑之善允推独步。他坐拥书城，日事丹铅，焚膏继晷，津津忘倦。刻书不下三百种，不惜耗尽家财，所印之书甄选底本，校勘精审，版式疏朗，楮墨明净，悦目醒神，是清代私家刻书中的精品。不仅刊刻零种典籍，还刊印整套丛书，辑刻的《知不足斋丛书》享有盛名，历经鲍廷博及其子士恭、孙正言三代，长达五十余年而蒇事。丛书共三十集，每集八册，各集所收子书不等，共收子书二百零七种，七百余卷。乾隆三十七年（1772），颁谕广搜天下遗书，以备编纂《四库全书》。鲍廷博命其子士恭进呈家藏书六百二十六种，与范氏天一阁、汪氏飞鸿堂、马氏小玲珑山馆并称进呈书“四大家”，鲍氏居其首，受到朝廷褒扬。乾隆帝在鲍家进呈的唐高彦体《唐阙史》书上御题诗，称扬鲍氏“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并赐内府《古今图书集成》、《伊犁得胜图》、《平定金川图》书一套，后又在内府沿用鲍氏斋名建内廷知不足斋藏书处，使鲍廷博蜚声士林间，荣耀非常。鲍氏欣赏李商隐的夕阳诗，多有继作，以擅咏夕阳诗闻名，多有唱和者，封圻抚臣阮元赠其诗，称“何处见君常觅句，小阑干处夕阳疏”，友人以雅号“鲍夕阳”称之。叶德辉在《藏书纪事诗》中称赞鲍廷博：“羽陵姓字九重闻，《阙史》题诗帝右文。正是夕阳无限好，白头携杖拜卿云。”　　鲍廷博对《聊斋志异》的初刻贡献尤巨，不仅襄赀助刊而且躬身效力。出于书商的职业敏感和赏鉴力的不凡，他独具慧眼，积极倡议，力促赵起杲刊印此书，并充校勘之役。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赵起杲与鲍廷博酒阑闲话：“兹刻甲乙去留，颇惬私意，然半豹得窥，全牛未睹，其如未餍嗜奇者之心何！取四卷重加审定，续而成之，是在吾子矣。”五个月后，十二卷本《聊斋志异》刻成，而赵氏不幸弃世。受赵起杲四弟赵起杭嘱托，鲍氏完成赵氏未竟之业，将余下的四卷续刻完成，初刻本终成全璧，距赵氏去世五个月，可谓尽心竭力。同时，鲍廷博遍请名人名家为刊本题辞，以扩大影响，并焚书祭奠赵起杲，告慰逝者亡灵。　　初刻本被称为青柯亭本，简称青本，收文四百三十一篇。青柯亭是严州府衙后院中的古亭，亭边有金桂、银桂两株桂花树，各吐黄、白花蕊，相传为明代所植。赵起杲编书校稿于此，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因此得名。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的出版，对《聊斋志异》的接受史、传播史意义重大，嗣后，以青柯亭本为祖本，多种刻本丛出，并涌现出选刻本、注释本、评点本、绣像本，至嘉庆、道光年间，《聊斋志异》已“风行天下，万口传诵”，以至“几于家有其书”。一大批模仿之作踵起，如沈起凤《谐铎》、和邦额《夜谈随录》、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袁枚《子不语》、宣鼎《夜雨秋灯录》，不一而足，但仅师《聊斋志异》意匠，而孤愤之旨全失，远不能望其项背。降及近世，《聊斋志异》有二十余种语言译本翔声域外，文誉隆盛，进入世界文学之林。这是晚年慨叹自己“可怜一事无成就”的蒲松龄始料未及的，足可告慰柳泉先生于地下。推原其始，赵起杲、鲍廷博联手刊播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功莫大焉。　　三　　蒲松龄生前寂寞，身后辉荣。后世对蒲松龄书稿诗文的搜集、整理、研究热诚不衰。清人杨复吉《梦阑琐笔》记云：“赵太守之子，曾于留仙孙某，遇于棘闱，备述其故，且言《志异》有未刊者数百篇尚藏诸家。”对此，邓之诚先生在《骨董琐记全编》曾加称引。赵起杲在《青本刻〈聊斋志异〉例言》中也说：“闻之张君西圃云：济南朱氏家藏《志异》数十卷。行将访求，倘嗜奇之士，尚有别本，幸不吝见遗，当续刻之，以成艺林快事。”驹隙一瞬，二百余年后的1947年，《聊斋志异》手稿在辽宁西丰县被发现。当年冬天，西丰县政府政务秘书刘伯涛到元宝沟农会检查土改工作，在准备烧火的旧书报堆中意外发现一函两本褪了色的蓝布皮线装手抄本《聊斋志异》，由此开始了对这两本书的考证。1948年，提升为西丰县县长的刘伯涛通过查找《西丰县志》，发现了蒲松龄后人迁居东北的记载，曾任本县图书馆馆长的蒲文珊是蒲松龄的九世孙。蒲文珊告知：清同治年间，山东大旱，蒲松龄七世孙蒲价人带着传家宝《聊斋志异》手稿和六丈长的《聊斋行乐图》携家带口转赴东北谋生，后定居沈阳，并请人将《聊斋志异》手稿重新装裱，分成四函八本。临终前，蒲价人将手稿传给儿子蒲英灏，《聊斋行乐图》传给另一个儿子蒲英翰。因生活拮据，蒲英翰忍痛割爱，将《聊斋行乐图》出售。蒲英灏临终前，将手稿两函四本传给了蒲文珊。土改中，手稿被查抄。刘伯涛仅发现了其中两本，另两本被调住哈尔滨的王慎之女士带走了。通过辽东省政府与哈尔滨方面联系，终于将另外一函两本《聊斋志异》手稿索回。两书合璧也仅是原手稿的一半。原来，光绪二十年（1894），蒲英灏曾在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手下做幕僚，依克唐阿得知蒲英灏是蒲松龄后裔，家藏《聊斋志异》手稿，遂欲借阅。碍于情面，实难推却，蒲英灏先借出半部手稿，即现有的两函四本，归还后再把另半部出借。不久，依克唐阿奉调入京，染病去世。此后义和团飙兴，八国联军侵华入京，半部《聊斋志异》手稿下落不明。经文物专家杨仁恺根据蒲松龄画像题字、蒲氏“古风”长诗手迹和蒲著《农桑经》残卷等鉴定，现存半部《聊斋志异手稿》确系真迹，是蒲氏手定清稿本，而非旧抄本。现存是原八本手稿中的一、三、四、七册，共四百页，有小说二百三十七篇。其中一百九十篇为蒲松龄的亲笔手迹，其余为他人代抄。自抄部分极少涂改，代抄部分修改较多。书眉有蒲松龄手录王士祯评语及后阅者批语，书中的《聊斋自志》钤有“松龄”白文长印一枚。1934年，《北平晨报》曾报道《聊斋志异》原稿在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图书馆存有四十六卷的消息，但未见进一步证实的报道。1941年，《盛京时报》报道一条来自德国的信息：“《聊斋志异》部分原稿四十八卷现存柏林博物馆。”后又有消息说在德国发现有蒲松龄题记和印鉴的手迹档案。还有另一种说法，依克唐阿手中那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后被军阀张宗昌购得。后张宗昌被刺杀，手稿被北京一名画家收藏，放置平安里旧宅墙中，后在“文革”中被毁。这些信息均未得到进一步证实，至今半部已佚的《聊斋志异》手稿仍是待解之谜。　　1952年，在时任山东省文化局局长王统照和山东“文联”秘书长陶钝的领导下，成立了“蒲松龄研究小组”，除在济南调查和搜集蒲松龄的著述和有关研究资料外，还委派严薇青赴京访书。1953年2月22日，严薇青承北京师范大学的李长之相告，东琉璃厂双鱼胡同魏广洲书店有影印聊斋手稿，曾来兜售。又，东安市场书摊有有正书局石印本《原本聊斋》。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影印本《聊斋志异》手稿，残缺部分，另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隆间抄本与今人王利器所藏青柯亭本，补录有关篇章，作为附册。由于稿本目录不全，无法确定其分卷次第，参照清刻本目次加以编列，书前增添了目录，基本上保留了稿本的本来面目。　　手稿之外，还有对蒲松龄《聊斋志异》草稿本的追寻。2014年12月3日《中华读书报》刊发马国平《师陀关于“聊斋”草稿本的悬案》，文中讲述：作家师陀曾于1979年7月9日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杂谈〈聊斋志异〉》，其中提到姚蓬子曾在解放初期购得《聊斋志异》草稿本，提请有关部门追查。据他回忆：解放初，他在上海三马路看到书商在出售草稿本《聊斋志异》，“内容与通行本不同，很多篇只有开头，个别的篇目两样，而最重要的全书几乎每篇都经过大段删改，无论原稿或修改部分都是蒲松龄的亲笔真迹。而且一笔一划，毫不草率”。书商开价过昂，大洋一百元，使师陀望“洋”兴叹。后来听说此书卖给了姚蓬子。存世的半部手稿本《聊斋志异》现存辽宁省图书馆，由其衍生出的抄本、刻本、印本、校本、评本多达百余种。手稿本可订正印本之误。草稿本在手稿本之前，更能体现作者创作思路的变化，因而颇有价值。叶永烈在《姚蓬子与姚文元——一对投机专营的父子》中提及：姚蓬子曾在1963年到上海师院中文系兼职，主讲《中国小说史》。1969年去世后，其藏书归藏姚文元家。“文革”后，姚蓬子的藏书有可能被有关部门接收。针对师陀姚氏藏书大部分归于上海师院的说法，马国平查阅了上海师范大学（即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古文献馆藏，并请教该校原中文系资料室老师，都没有查到姚蓬子赠书。检索该校档案馆姚蓬子赠书信息，均付阙如。他又调阅了华东师范大学（1972年5月—1978年5月曾经与上海师院等院校“五校合并”）图书馆古文献目录，同样一无所获。草稿本《聊斋志异》成了一桩难以破解的悬案。或许有朝一日它会拂尘而出，给人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日月惊迈，三百年来，《聊斋志异》以其非凡的艺术魅力倾倒了无数读者，今后也必将倾倒更多的读者。以《聊斋志异》为题材的图书、戏剧、影视、歌舞指不胜屈，至今盛行不衰。欧阳修有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信哉。蒲松龄喜读《离骚》，《聊斋自志》开篇即言：“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余集在《聊斋志异序》中也指明蒲氏深得屈骚神髓，其书寄托孤愤从屈原发愤抒情脱化而来：“是书之恍惚幻妄，光怪陆离，皆其微旨所存，殆以三闾诧傺之思，寓化人解脱之意欤？”李白诗云“屈平词赋悬日月”，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称赞《离骚》对后世的影响深巨：“衣被辞人，非一代也。”移之衡评《聊斋志异》，可堪比并，洵为不刊之论。《聊斋志异》足以千秋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