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庄稼

　　无论如何看，靳守恭都是一个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农民。　　他淳朴、憨厚，不多言，甚至有些过于安静。在人多的时候，非要说话不可，他会神情紧张，面色微红，流露出男人家少有的羞涩表情。他穿着朴素，不改农民本色。啥时候见他，双脚上都穿着西海固农村妇女精心纳制的条绒面圆敞口千层底布鞋。他有没有穿过时髦洋气但肯定不会合脚也不会舒服的明光锃亮的皮鞋呢？比如他上北京领奖的时候、到银川参加培训的时候、去外地参观学习的时候？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他。就他仅存的几张照片，也只是让我约略地看到他年轻时候的模样。而在那样的泛黄的半身的黑白照片上，是无法看清他脚上穿的是怎样的鞋子的。我只是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冬季。他穿着厚厚的、黑色的、有着一排繁密、对称、漂亮的用布盘结的花纽扣的大棉袄，以及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穿的那种大裆裤的棉裤。当然了，脚上，就是那样的一双布鞋，应该是他老伴的手艺吧。对了，他身上唯一能让人产生联想的是一顶干部帽，就是那种灰蓝色的、有着半个月牙型帽檐的帽子。这种帽子，多是西海固的老干部们戴，热的时候、坐到了主席台上的时候，从头上很威严地摘下来，小心地放到桌子上，帽檐还要朝外，很规整的样子。而西海固农村的老人，是不大戴这样的帽子的。他们要戴帽子，基本上都是那种顶上结纽扣、从帽顶到帽边分成八瓣的所谓西瓜帽（头油大的还要在里面衬上白布里子）。那大约是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西海固农民画的泰斗时所留的印象。当时隆德县城里的六盘山文化城刚建起来不久，因为固原市文联要编辑出版一套《六盘山文化丛书》（12卷本），其中有一卷为“民间工艺美术卷”，需要他的作品、近照、艺术简历，就让他站在文化城的牌楼下面，以文化城为背景，照了一张相。等拍照完毕，我才发现，这位老先生，还是摆脱不了他的农民习性，将双手交叉着“筒”到了黑色棉袄的袖口里。　　但靳守恭确实不是农民，而是隆德县文化馆的正式工作人员，专门从事全县农民画的组织、联络、协调、培训和辅导工作。他是整个六盘山区农民画的泰斗级人物，早在上个世纪的1988年就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称号，1990年又被国家文化部评为“全国民间绘画画乡优秀辅导员”。　　一句话，他不但不是农民，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公职人员，而是一位绘画艺术家。　　可为什么他会给人一种老农民的印象呢？难道农民的脸上、身上、衣着打扮、行为举止有什么可疑的、能够让人一眼看出的标识和特征吗？其实是有的。尽管中国所有的城里人往上追溯五十年，差不多都是老实巴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如同中国的土地往前回想三十年，差不多的土地上并非高楼林立而是稻谷金黄一样。但是有些人特别善变，特别能装，不但衣饰、肤色、神态这些外在的通过少许努力或者金钱的包装就可随意改变的东西，就连口音、口味、行为举止这些娘胎里带来的东西，都可以被掩饰、被遮蔽、被处心积虑地加以改变，从而面目全非。尤其是，当他的双脚从泥水里拔出来之后，成了所谓城里人、艺术家，你就会看到，他的头发上都晃动着艺术的气质，因为虽然是男人，但是他却绑扎着一股干枯散乱的驴尾巴。你看他走起路来，高昂着脑袋，目光中透露出蔑视一切、傲视众生的光芒，仅仅因为他自以为是地认为他在思考着人类的未来。如果他坐到了主席台上，他会洪亮着自己的嗓门，叽里咕噜地翻腾出许多的外国名和世界级艺术大师的名字，熟悉得就像在说他二舅，然后抛出一连串闪光但同时空洞无物的名词概念，最后很艺术地扭动着身子和手臂，果敢地拍一下桌子，说我的发言结束。但他绝不说谢谢。　　我从事文学创作几十年，这样的疯子总算是见过几个。因此，像靳守恭老先生这样的艺术家，虽然艺术成就和尊姓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但见面时还是感觉他像个农民。　　他家祖辈，都是以农为生的庄稼人。如果不是中国革命取得了空前的完全彻底的胜利，1939年出生的他，就算有绘画的天赋和才能，比较乐观地推测，也仅仅可以做一个在春种秋收之余，给富裕人家画遗像、在亡人棺材顶上绘龙凤的手艺人吧。但命运的造化就在这里，他恰巧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活在春风里、跨越新世纪的人。即便如此，他为什么会迷恋上绘画的呢？不得不说说他的家乡。　　隆德，地处宁夏南部，六盘山西麓。这个位置，按方位是东望关陕，西眺河洮，南走秦州，北通宁朔，素有“关陇锁钥”之称。隆德县的“隆德”这两个字，说起来也有些来历。它得名于羊牧隆城及德顺军。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筑笼竿城，即今天的隆德县城关镇，为德顺军治地；宋天禧元年（1017年）置羊牧隆城，亦属德顺军。庆历三年（1043年）更名为隆德寨。金皇统二年（1142年）升寨为县至今。在如此之长的历史演变中，隆德的这方水土，应该说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尤其是书法、绘画、剪纸、刺绣、泥塑、篆刻等民间、民俗文化不断地滋养、浸润、提升着人的品格、品质和品行，并由此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间的文化情怀和文化道德。在今天，既是到隆德最偏远最贫寒的农家去，也可以看到正屋北墙上所挂的画和所配的对联，是为“中堂”。在隆德，有“家有字画不算穷”之说。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目录100多个项目中，隆德涉及到的就达50多个。其中杨氏（杨栖鹤、杨佳年父子）泥塑、高台马社火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民间绘画、剪纸等9个项目被列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级非遗保护名录。隆德县还先后荣获“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书法之乡”等殊荣。每一个殊荣，都像是一条大河，如果没有涓涓细流、没有数以千万计的、雄厚的群众基础作保障，大河怎会扬波？在如此熠熠生辉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一个微小的个体的从艺、成长、发展之路就比较明晰和容易理解了。　　靳守恭对绘画的兴趣，并非来自家传。倒是其舅舅对他具有深厚的影响。他们兄弟五人，靳守恭居三。从小的时候，他们到外爷外奶（姥爷姥姥）家去的时候，往往会看到擅长国画的舅舅在捣鼓颜料、笔墨和纸张。尤其是过年之前，舅舅会画很多的窗花，五颜六色，花花绿绿，花鸟虫鱼，走兽鲜果。这是可以想见的影响，但是那时，靳守恭还小，也只是觉得好玩，多看两眼罢了。二哥靳守诚心灵福至，捷足先登，专向舅舅讨教绘画的技巧。这样地过了几年，再到冬闲，靳守诚开始大着胆子，自描自画，按着舅舅的窗花样子，调颜着色，粉墨登场了。大约也就是这个时期，靳守恭才开始认真对待绘画这件事。当着舅舅的面，除了对长辈的尊重之外，还有敬畏和崇拜；但是面对哥哥，就可以评头论足，甚至指手画脚，参与其中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二哥靳守诚报名参军，入伍去了兰州。　　在西海固的农村家庭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家中的某一项闲活，如果一个人干得久了，家庭成员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共识，这项闲活就是这个人干的，其他人去干，或者不便，或者不顺，或者就纯粹是懒，会干也不去干，就等着那个经常干这事的人干。因为这个活不是明确了当的职责分工，仅仅是爱好或者特长，那么其他人都不再操这份闲心，因为到了干这件事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去干。现在二哥靳守诚入伍离家，到了年关之前，写对联、剪窗花、画年画这一项闲活儿，没人干了。总不能再到老舅舅家去要窗花吧？也总不能大过年的往窗户上贴一张净白纸吧？靳守恭时年11岁，抓起笔，第一次正式开始绘画创作了。　　西海固的冬季寒冷而漫长。在贫困年代，这寒冷似乎更加寒冷，这漫长尤其漫长。但同时，也造就了许多农村妇女成为绘画、剪纸、刺绣、编织的行家里手。这些民间工艺美术，既是生活所需，也融入到了浓郁的年节风俗内。而生活的困窘，促使人穷则思变，既要维持日常的生活，还要让重要的节日、婚嫁红红火火、吉祥喜庆，真是太难为这些整日操劳、粗手笨脚的妇女们了。就以过年剪纸贴窗花为例。剪纸需要比较精巧的剪刀，需要各色不同的彩色纸张，这两样东西，所费不菲。但是如果用颜料在白纸上画窗花，则要经济得多。每包颜料也就几分钱，完全可以应付春节画窗花所需，剩余的，还可以在蒸出的大白馒头上点缀花纹图案。这就是靳守恭选择画窗花而非剪窗花的原因。　　画窗花有两种。一种，将整个木格窗子从窗框上卸下来，用老镰刀将上面的尘土污垢刮擦干净，把整张白纸糊上去，然后在每一个木格内绘图；一种，是把整张纸按照窗框的大小留出边缘裁成方块，然后在每个小方块纸上描绘图案，再把画好的窗花纸一张一张贴到窗格子上去。这是个细致活儿，更是个艺术活儿。看和干是两回事儿。靳守恭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卯足了劲儿把这活儿干了，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整个春节，靳守恭就干一件事，看来到家的亲戚朋友的脸色。既害怕他们议论起窗花儿，也失望于他们对窗花的视而不见。令他欣喜和满足的是，人们对他能画窗花，而且能画得这样好表现出了应有的惊讶、诧异和赞许。其实，大过年的，谁会对一个11岁的孩子的天赋和才能横加指责和求全责备呢？博爱，宽容，鼓励与支持，是一个人成才的外在动力。　　初战告捷，名声远播。而远在兰州军区的二哥靳守诚，根据战友许平有出差平凉，成功抓获“一贯道”头子的事迹为素材，创作了连环画《许平有捉匪特》巡回展出，由此而立功受奖。这让靳守恭对绘画更加痴迷。作为农村的孩子，唯一的出路是什么？不就是帽徽（参军）提包（当干部）方向盘（当工人）吗？既然二哥能用画笔立功受奖，我为什么不能用画笔来改变自身的命运呢？自古书画同源，要想画好画，得先识汉字。靳守恭积极参加识字速成班，参加冬学，夜校，扫盲班。他爱念书，爱汉字，爱书本。一本新华字典，经别人指点，知道了查字方法，这下更是如鱼得水，凡是不认识的字，就翻字典。从最基本的a、o、e开始，掌握读音，再记字形，最后了然字意。当时扫盲班、夜校、识字速成班的规定是学会2000个字算最佳成绩，靳守恭完成了。　　1960年，由于有识字的基础，又有绘画的才能，隆德县邮政局联财邮电所雇佣他做了一名邮电员，也就是撒开脚丫子到处跑，跑征订，跑收款。平时在邮政所里办橱窗，搞室内美化。虽然邮电所付工资，但不付给他，而是邮电所和生产队结账。生产队给他记工分。即便如此，对于靳守恭来说，这简直就是个美差，就是个肥差，就是个基本上跳出“农门”当了“公家人”的美满结局。各村各庄到处跑，沟壑梁峁眼中瞧，四季景色看个够，民俗风情尽在胸，画纸颜料能报销，你想让它怎么美，尽你的能力去创造。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吗？　　可惜美好不常在，就像好花不常开。“文革”一开始，眼看就要转为邮政局正式职工的靳守恭，却被村里的群众揪回村，大纸报一直从村部贴到家门口，然后把大门都贴满，封了，进不了门了。靳守恭不明白，乡亲们这是怎么了？自己没得罪人，没结过怨，娶亲嫁女，逢年过节，我不都给你们连写带画，就这点本事，没藏着没掖着，尽情尽意，都奉献了啊。接着，早已转业到平凉行政公署工作的二哥靳守诚也被遣返回村，接受批斗和改造。原来，他竟然斗胆向上级组织写了一封信，明确反对吃食堂！牵一发而动全身，靳家，成了反革命家庭。邮电所的工作丢了，热爱的绘画不能搞了，还每天被游街，被批斗。当初自己视为楷模的二哥因言获罪，全家族受到牵连，每日灰头土脸不说，那对绘画由爱而恨的心绪无法平复，想通过绘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到底是对是错？这时候，老支书的一句话，确立了靳守恭的人生走向。老支书对村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反对党内的走资派。这个人连党员都不是，和你们一样都是个群众，批斗他干什么？他会画画，就让他画批判画，画大纸报，也是参加文化革命哩。　　画画。能画画啊。只要让画画，怎么着都行啊。　　一握画笔天地宽。一画画了几十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靳守恭绘画创作的黄金时期，也是其农民画风格的定型成熟期。当时的政治要求是村村有画家，个个是诗人。对于基层农民的绘画既是大跃进式的一哄而起，但也确实培养了一批农民画的专门人才。当时临近省份的陕西户县，就是全国农民画的一个突出典型。隆德县文化馆在1970年举办了全县农民绘画班，同时破天荒地组织全部绘画班的农民到户县去参观学习。虚荣心、荣耀感、自豪感都在到达户县的第二天吃粽子时得到了满足。但是随着参观的深入，虚荣心变成了虚心，荣耀感变成了紧迫感，自豪感化作了自卑，自己真是井底之蛙，鼠目寸光。户县的农民画画，不只是农闲雨天的自娱自乐，也非年节的娱神欢庆，而是将对土地、庄稼、树木、山川、花鸟、走兽、日月星辰、天地万物的敬爱，化作自己心中的美神，用自己的手，描绘自己的心，表达自己的观察、体会和情感，把看似简单的雕虫小技，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农民画。　　艺术，第一次进入靳守恭的头脑和内心。紧接着，他又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年画创作学习班，为期两个月，系统而完整地开始学习绘画理论，了解和掌握构图、视觉、色彩、线条、取材、搭配、呼应以及最好的表现手法。　　在一本已经泛黄的1975年2期《宁夏文艺》封面上，我看到了靳守恭平生第一次发表的年画作品《捷报频传》。画面为横开，表现的主题是平田整地大会战。画面的突出点聚焦在会战的高音喇叭播放点上。重点人物有八位。且看这八人是如何摆布和描绘的：大块石头作桌台，台上铺着红绒布，布上是方方正正的扩音器，扩音器连着话筒，话筒前面的这位播音员是位年轻的姑娘。如果这是一篇文章，她无疑是主人公。只见她左腿着地，右腿屈膝，双手捧着稿件，满脸喜气，正在大声朗读。坐在她右手边的，是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可能是大队长或者支部书记一类的人物吧，头裹白羊肚手巾，微微歪过头来，看着姑娘手中的稿件，满脸憨笑，连手中捏着的旱烟锅都忘记了点燃。姑娘左边蹲着一位穿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铁镐把靠在他的肩膀上，压着了他搭在肩膀上的毛巾。他也许是刚刚从平田整地的现场赶来送捷报的，所以，脸上有着明显的疲惫神色，但他看播音员的眼神，却非常专注。他的脚前，摊着一沓纸张，最上面的一张有着很大的标题：《农田水利总体规划》。在这位年轻人的双脚上，我看到了靳守恭老先生经常穿着的那种布鞋。播音员的身后有一男一女。男的显然是退伍军人，他还穿着没有领章的军服，戴着没有帽徽的军帽，正一手插腰，一手端着水碗准备喝水，却被播音员播送的内容所吸引，便微微弯下身子，探着头，咧着嘴，看着前面的扩音器。另一位穿红格子上衣的女社员，本来正在办黑板报，报头上已经写上了“战报”两个大字，这时候也转过头来，两眼紧盯着播音员的后脑勺。一位肩扛铁镐、手持稿纸的青年男子正从老人的侧后向这边走来。在这位年轻人的身上，我又看到了靳老先生经常佩戴的那种蓝灰色的有着半个月牙型帽檐的帽子。还有两位姑娘，正处在播音员的正前方。她们席地而坐，一位低着头，短发覆盖了她的额头，山风吹拂着她肩膀上为挑担垫上去的衬布，手握着钢笔，把纸摊在膝盖上，奋笔疾书。身后，散放着手套和一个赤脚医生用的画着红十字的医疗箱。而另一位身着绿底白花的、扎着两根羊角辫的姑娘，虽然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被正在写稿的这位遮挡着），但看得见她攥着拳头，为写稿件的这位加油助力。这组群像处于画面中央靠右的位置，他们的头顶上是翠绿欲滴的青松和迎风飘扬的红旗。而左侧的一大半画面，则是隐约的群山和层层的梯田，以及高耸的高压线铁塔，人欢马叫、彩旗飘飘、人头攒动的劳动场面，红色的东方红拖拉机在推土，那烟囱中冒出的串串白烟，看着，似乎听得到它发出的轰鸣声。画面的左下角，几株杏花正开得绚丽而灿烂。整幅画面，视角集中，由点辐射，视野开阔。人物形象生动丰满，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特征。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画面，凡是在当时年代生活过的人，恐怕都不能说陌生吧。而这样的年画，贴在家中的墙壁上，是否会让睡在热炕头上的庄稼人，一边看，一边在上面寻找自己的影子呢？是完全可以找到的。因为我在这幅年画上，就发现了靳守恭老先生当年和现在的某些蛛丝马迹。　　这幅作品的发表，几乎让靳守恭一夜成名。　　到了1977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977 年画缩样》一书，是将当年出版发行的一整套年画缩小后的样本。其中收录靳守恭的是《喜看今日六盘山》，原为彩色对开，书号：8157·269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上个世纪的1977年，作为农民的靳守恭已经正式出版了图书！且是由出版社全资出版付酬，新华书店发行，在全国各地书店销售，大江南北的人家都在过年的时候买回去贴在墙上欣赏和增加节日气氛的。　　这多么叫人难堪。　　现在有多少人写了几个字，发了几篇豆腐块，就凑合成一本书，花钱找人润色，花钱托人写序，花钱找出版社，花钱买书号，花钱去印刷。书印出来，挺着胸仰着头，潇洒地签上花体的大名，说：请雅正。然后在简历中写到：曾出版文集某某某。　　我想仅仅难堪也就罢了，主要是斯文扫地。　　而出了如此大名的靳守恭，当年的身份还是农民，仅仅被隆德县文化馆雇佣（又是雇佣），主要的工作依然是画画，办橱窗，出墙报，办绘画班，作辅导员。　　还是那句话：只要能画画，怎么着都行。　　今年的春天，我采访老先生。其时他已经偏瘫在床，行走坐卧都需要有人帮扶。但在采访的三个小时内，老先生神情安详，坐姿稳重，口齿清晰，有问必答（当然有些具体的时间、报刊名称、会议地点我后来写作的时候发现都是不准确的，都需要寻找其他资料来核准，或者需要参考照片来确认）。　　他说：病了之后，最难受的是不能画画了。太难受了。画了一辈子，现在画不成了，真的是难受。　　我问：您最初学画，或者受舅舅的影响，或者受二哥守诚的影响，但是您是不是还有着摹本，比如《芥子园画谱》之类？　　他答：没有。没有什么画谱。一开始就是画窗花嘛。也不需要什么构思，就是个花鸟虫鱼，完全出于自然。要说有画谱，也就是学生课本上的插图，看看人物是怎么画的，楼房是怎么画的，花草是怎么画的。　　我问：1977年之后，您有了绘画的自觉意识，开始了正式的绘画创作，怎么处理体验生活与绘画创作之间的关系？　　他答：你知道我没有念过多少书，我对绘画的理论也不怎么清楚。但是你说深入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我讲一件事吧。大概是70年代末吧，为庆祝自治区成立20周年，把咱们全区的大画家都召集在一起，把我也叫去了，说是要创作一批大作品，好作品，精良的作品，为大庆献礼。先是集中到一起座谈，然后是组织到处去看，也就是体验体验。大家在一起，也没拘束，有人就说，靳守恭是最有生活的，简直用不着体验。我就说，跟你们这些大画家在一起说话、吃饭、参观，对我也是一种生活体验啊。我的感受是：一个写作的也罢，一个画画的也罢，你首先是一个普通人啊，就是平凡地生活，深入细致地去感受四季的变化，所画的事物，不一定要画得像，关键是要用心去画。人们不是常说吗？铁匠没样，边打边像嘛。只要你用心，画得多了，不像也像了，起码神态上像了嘛。我也就是这样，一边工作，一边画画，一边收集资料，窗花样子、鞋垫子上的花纹、报纸上的作品、杂志上的插图，啥都收集。你咋知道啥时候会用上呢？到了人家家里去，首先看墙上，挂的什么画，写的什么字？风吹破了的个窗花，也像遇到了个宝贝一样要着来，保存着。平时下个乡，就是辅导画画，或者开识字班，遇到自己没有见过的花草，照着画个样子。看到风景好，也画上两笔留着。我理解，这就是深入生活吧。　　我问：您对绘画，终其一生，怎么理解？　　他答：我1956年结婚，才17岁。过去人都结婚早，女人是甘肃静宁人，对我画画很支持，把家里轻的重的活儿全干了，就让我一心一意地画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画画。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画画。绘画，让我感觉到安慰，心静，生活有味道，人生有意义。现在不能画了，这是最难受的。如果爱了绘画，就想通过它，把我的心思表达出来。你把人物画活了，你把景色画绝了，其实就是爱人，爱物，爱家。一年四季，风物不同。十里八乡，风俗各异。画出来了，就固定下来了，也传播出去了，是不是对家乡的热爱？是不是对家乡的赞美？是不是对家乡的宣传？我觉得是。我这样做了，也就心满意足了。但是我从来不在土墙上画画，也从来不画炕围子。　　难得老先生自己提出问题来。我问：为什么？　　他答：土墙上画画，风吹雨淋，墙塌了，把画糟蹋了。过去画窗花，用颜料。颜料少啊，兑的水多，过年那几天还新鲜，年过了，刮春风，就风化了，颜色淡得跟白纸一样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而且那也不是正儿八经地创作，就是个照猫画虎的事情。但是真正绘画不行啊。辛辛苦苦、构思创作，你说画到一面墙上，而没有留在纸上，最终啥都没有了，不是跟从来没有画过一样吗？再说炕围子。最理想的是买上那种有图案的塑料纸一围，这个最经济最省事儿。要么你费点事儿，留出点儿界面，用水泥搪一搪。脏了，擦一擦，明光锃亮，也很好。可是你要把画儿画到那地方，那成什么话（画）！炕围子烟熏火燎，身子乱蹭，脏脚胡蹬。不像话。画是什么？画是要挂起来让人看的，让人看了想的，看了想了感到美的东西啊。　　我停了记录的笔，抬头看了看挂在老先生家墙上、由他自己亲手绘的《竹林七贤图》。认真地看了看，认真地想了想。确实感觉到了不一样的美好。　　我说：您一生一直从事农民画的创作和辅导工作，我小的时候也曾像您一样对绘画很感兴趣，但是后来没有坚持。我知道农民画并不是农民画的画就叫农民画……　　他急促地插话说：这是对的。农民画也叫通俗画，是年画的一个分支。如果农民画的画叫农民画，那么学生画的画就应该叫学生画，工人画的画就该叫工人画。　　我说：是这样的。人们对农民画有误解，以为农民画就是农民所画的画。其实有很多专业美术院校毕业的人也在从事农民画的创作。我的理解是：农民画首先从所表现的内容上，是取材于农村生活的，其次在表现手法上并不注重对描绘对象的透视、比例关系，在色彩的搭配上大胆无忌，在构图上极具浪漫和夸张，且有着很强的装饰意味。比如您所画的《麦鸟》。表现的是夏收。一面斜坡下去，麦田金黄，麦捆成行，农人挥镰收割，汗滴如雨。但是最醒目的，是从空中飞过的鸟儿，整齐划一。形同复制。我的感觉是：农民画其实是描绘一种浓郁的乡土气息，题材内容新颖别致，造型夸张拙朴，色彩鲜艳浓烈，是绘画中的一种特殊语言的应用。　　靳守恭先生微笑，点头，咳嗽。但还是说：你说的这是概括出来的理论。其实农民作画，就是个爱字。爱世间万物，把他爱的那部分用心画出来，所以，树上的果子可能比人的头都大，一只鸟儿，有可能比整个人的身子还要大。那是因为他喜欢果子，喜欢鸟儿，要突出表现它……　　还有好多话要说，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但是想到老先生的病情和身体的许可程度，只好告辞。　　老先生在儿子的搀扶下强硬地挣扎起来，说：感谢你们来看我，感谢文联还记得我。只是，现在不能画画了……　　靳守恭1980年破格录用为隆德县文化馆正式馆员，从11岁画窗花开始，到患病卧床停笔，画了整整60年，也为人作嫁衣裳几十年。隆德县能够在1991年就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个民间绘画画乡县，不能不说与靳守恭的恪尽职守、无私奉献、毫无保留地指导、辅导、组织全县农民进行民间绘画创作有关。根据媒体的报道，1983年举办的全国农民画展，宁夏全区选送了5幅作品参加评展，结果5幅全部展出，评委现场投票评选，还有两幅获奖。而这5幅作品全出自隆德县农民之手。在靳守恭担任民间绘画辅导员期间，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近千人，骨干百余人。农村妇女王玉秀创作的《马社火》，一经在北京展出，就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惊讶与赞叹，认为把马社火画活了。随后这幅作品漂洋过海到国外展出，最终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靳守恭的二哥靳守诚的作品《瓜甜》荣获全国农民画展二等奖，在《人民日报》发表后选入《中国农民画选》；弟弟靳守亚创作的农民画《副业》荣获自治区首届农民画大赛二等奖，并在全国展出；农村妇女张雪梅的《放羊》获全国农民画二等奖；蒙闰月的《大路通山村》获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民画展二等奖。自1983年以来，靳淑田、马生智、王俊丽、刘丽珍、牛谦、张伟、马碧霞、陈丽、靳纪思等等，这些每天扛锄下田的庄稼人，在农闲时节、在雨雪天气，放下镰刀拿起画笔，尽情地展开自己的艺术想象，走进广阔的艺术空间，把自己的悲喜融入笔端，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化作飞翔的鸟儿，把自己对自然世界的看法，幻化成一叶草，一朵花，一片云，一滴雨，在画纸上灿然绽放。　　而作为隆德县农民画的开拓者的靳守恭，在60年的绘画创作中，仅发表、展出、获奖或被收藏的作品就有三百多件。他的农民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中，连续获得第三、四、五届美术作品类二、三等奖和优秀作品奖。他将画纸作为庄稼地，将画笔作锄犁，将绘画作品当作精心种出的庄稼，可以说勤勉地耕耘了一生。这些纸上的庄稼，留给了后人，留给了观赏者。按照老先生的说法，应该是“要挂起来让人看的，让人看了想的，看了想了感到美的东西啊。”　　向靳守恭老先生致以艺术的崇高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