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之河

　　听父亲絮聒家族旧事，我曾经不屑过，也暗中怀疑过，如小说般的情节怎会蔓延在父亲的生活中。　　儿子的诞生，使一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潜入时光之河，开始不自量力地对家族溯源，渐渐体察到了祖辈的苦难和父母的身不由己，一瓣瓣剥离开家族疼痛与酸辛的往事，让我的儿子也像我一样理解既往发生过的一切。毋庸置疑，苦难是赠与下一代最好的财富。　　这一次艰难的叙述里，有不肯回首的痛楚，也有百味杂糅的酸涩，当然它不全是令人难过，也有一些令人愉悦的回忆。个人命运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前进，宛如烙在身上的一道道印痕，悲欣交集着。　　一　　父亲出生于1931年，或许饱受过饥饿的折磨，故而对粮食的珍爱视同生命。如果孩子们剩饭碗，就会做出一副凶相；孩子们看到饭菜不好，拿着筷子东戳西戳，他更是板起脸，水泼不进。家里最难吃的食物，永远属于他。孩子们睡前总要讨论，为什么父亲连馊粥烂饭也吃得津津有味，什么菜都咽得下，难道他的口腔特异？　　父亲珍藏着一只粗砺的陶碗，用印花蓝布包着，偶尔拿出来，注视并摩挲，热泪盈眶地跟孩子们说，10岁时，捧着这只碗，携弟挈妹乞讨度日直到爷爷回家。孩子们不相信，乞丐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老脸盘根错节，无法同英俊的父亲挂起钩来，心里抵制这样的现实，也羞于承认父亲要过饭的事实。　　1939年抗战时期，日军在宁波施放细菌弹。农历六月，父亲的老家马头村发生严重的瘟疫。一个月死了46个人，奶奶未能幸免染上瘟疫，无钱医治，三十夜往生。彼时父亲9岁、他的弟弟6岁、妹妹4岁，三人抚着母亲的尸体嚎啕长哭一夜，幼年丧母，凄惨无比。翌日，正在离家40里一户地主家打短工的爷爷速归至家，见此情景，啜泣不息。亲眷们唯恐瘟病传染，没有温存良言，各门自守。因借贷无门，爷爷决定卖掉楼屋买棺葬妻。　　贫穷和饥饿像一枚插进胃里的钢针，时时侵袭着这个家庭。爷爷拉着三个小孩租着破房，既当爹又当娘，靠着拉货车的菲薄收入，生活极其拮据。为了温饱，爷爷不得不离家，受雇于象山港畔的一户船主家落洋捕鱼，三个月回一次家，冀望以此改变生活。临走时交给父亲能吃三个月的150斤大米钱。谁曾想，铜驼荆棘民不聊生的中国因战乱物价飞涨，150斤大米钱只一周就贬值到只能买50斤大米，仅够吃一个月，此后便断了炊。亲眷街坊鄙夷的眼风容不下乞求的眼神，兄妹饿得像柴棒，父亲便拿定主意牵弟背妹挨家挨户去要饭。遇上好心人饱一顿，遇不上饥一顿，还被狗咬，看尽世上白眼和人间炎凉。有一天，父亲的妹妹感冒发热，在凉亭席地瑟缩而睡，连喊：“哥哥我饿，哥哥我要喝水。”父亲急忙出去要饭，结果只讨得一碗水，妹妹饥渴的眼睛忽闪忽闪，反复询问：“大哥哥，不知阿爸几时回来？等阿爸回来就有饭吃了，是不是啊？”三天后的晚上，父亲见妹妹怎么好久没喊“哥哥我饿”，摇了摇妹妹的身体，发现妹妹已经阖上了眼睛，身体已经凉了。10岁的父亲手足无措，幸亏有一位好心的过路人，回家拿来锄头就近掘土埋葬。由于埋得浅，饿红眼的野狗嗅着气息刨出尸首，咬得五花散飞，不忍卒视，乞讨归来的父亲和弟弟害怕得恸哭起来，呼地不灵，叫天不应。　　父亲的妹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凤仙。多年以后，父亲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并认定这个女儿，我，就是他妹妹所投生。朴素的父亲相信生命是一个轮回。说来也奇，村里有人给我起了个昵称叫凤仙（可能是这个人刚读了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父亲便更确信。他对我百般疼爱，其实是暗藏了对妹妹的思念。　　当时正值抗战末内战初，战火四延，由于日寇占领舟山，水陆交通封锁，爷爷在舟山捕鱼，对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　　六月廿三，渔民休渔回家，父亲在破凉亭里望穿秋水，等来了爷爷。爷爷看到两个儿子，没看到女儿，忙问父亲，你妹妹人呢？为什么不在？父亲低声说，妹妹生病带饿，死了。父子仨抱头大哭。　　此后，爷爷带着两个儿子不再外出捕鱼，在家里种稻，给人家打短工。到了1943年父亲13岁，爷爷托人让父亲去一座寺庙拜师做学徒学簟匠，弟弟寄养在堂兄家。爷爷争气要置房，安排好一切，又一次去舟山落洋捕鱼。日军的细菌弹仍在中国大地肆虐，那年舟山也发生了瘟疫，死了很多人，爷爷没能逃脱。心狠的船主只管剥削赚钱，不但不让爷爷求医治病，反而一脚踹开，最后，爷爷拖着病体以凉亭为家直至孤苦病死。　　父亲得知噩耗，如遇晴天霹雳，顿时昏倒在地。清醒后，他对弟弟说，我们的阿爸死了，从此再也见不到阿爸面了，以后我们无爹无娘，无依无靠，只有自己照顾自己。　　接下来的六年里，兄弟俩流离失所，父亲学簟匠住在师傅家里，什么重活都撂在身上。弟弟给地主家里放牛住在柴房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父亲19岁那年，恰逢鼎革，分田分房分山，兄弟俩终于有了容身之地，白天努力搞生产打粮食，夜里去速成学校学习文化知识。父亲至此才有了意气风发的青年模样，拼命学习知识，相信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　　1953年父亲参加互助合作化运动，当上了13个乡的手工业竹业社会计和村里的基干民兵海防大队排长。噼噼啪啪，左右开弓，打得一手好算盘。一次，县委副书记下村看到父亲出色的工作表现，了解到他出身于贫农，即刻拍板保他送到宁波农学院学习了两年。1960年中专毕业后，父亲被分配至宁波市农业局工作。　　如果父亲对青春有过美好的回忆，我想应该是停留在那五年的会计工作和两年的读书生涯里。我年幼时，父亲说起13乡会计是如何如何的风光，村民是如何如何的崇拜，一脸的骄傲。现在想想那该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才能学会左右手算盘，对曾经文盲的父亲来说，非下悬梁刺股的决心不可。　　读书的岁月里，二十多岁的父亲胸前别着一枚“宁波农学院”红底白字校徽，表袋里插着一红一蓝两支钢笔，曾经的伤痛已隐于父亲的四肢百骸中。记得有次晚上，父亲参加完国庆联欢会后全校放假，正是子时时分，十余个同学带上几个馒头，结伴从武岭学校（宁波农学院的分部）步行回家，经过畸山、曰岭墩、尚田畈、方门冷水坑、舍辋、莼湖街、杨村，走在山径小道上谈笑风生，耗时15个小时，黄昏时分才赶到马头村，看到村里人投来羡慕的眼光，并不感觉辛苦。那个时代的交通基本靠走，步行15个小时的山路，这在我是多么无法想象的事。而在父亲眼里，却是一次愉快的旅程，月亮底下，大伙唱着歌说着笑话还有馒头吃，与困顿的过去相比，早已知足得不得了了。　　父亲一穷二白的身份像一道刻在脸上的黥，这道黥使得他30岁仍无姑娘青睐。直到32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地主家的女儿。在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地主这种成分就像一顶帽子戴在每个家庭成员的头上，使得他们找不到门当户对的人家。父亲与母亲彼此都瞧不上，但彼此又都认命了。父亲的领导几次想阻止这一场出身不配的婚姻，认为会阻碍父亲的前途，而父亲不想再耽搁，宁可放弃前途。三个月后，白鸽笼当婚床，纸板箱当皮箱，给同事吃几颗喜糖，就这样，父亲便与母亲在一间集体宿舍里算是洞房花烛夜了，他们连合照都舍不得去拍。　　从我记事起，父亲从不过生日。问他什么时候生日，他总说穷人家的孩子哪有什么生日。如今生活安逸，他还是不愿过生日，哪怕是70岁、80岁寿辰，说过生日会令他想起死去的爹娘和妹妹。不久前，父亲带我走访了儿时住过的房屋和做学徒的寺庙等等，见了几位老朋友和一位婆婆，婆婆圆脸大眼，皮肤依旧白晳。他们互相问候，说着陈年隔古的烟云，说着来日无多，说着朋友中间谁已往生谁还健在，说着儿孙的工作与婚姻。原来这位婆婆是父亲曾爱恋过的姑娘，姑娘的父母嫌他穷不愿把女儿嫁给他。如今老人们言笑晏晏，遥望青春，许多往事弹指一挥间。　　在幽暗的跋涉中，父亲战胜多舛的命运走向散淡的老年，所有的雷电风云已渐行渐远，浓到淡时有似无，成了水墨画中的留白。　　二　　父亲最后辗转到茶场工作，孩子们闻着茶香长大。年少的哥哥偷偷做着大人们才做的事，我负责替他们保密那些得意的和出丑的事。比如瞒着大人去河里游泳，在众目睽睽下，从桥上跳水，像箭一样射入水中，吸引女孩们惊艳的目光，嘲笑那些跳水跳得像癞蛤蟆一样趴在水面上的小伙伴。比如去田地里偷番薯，刚进番薯地就被人发现，于是在一串串骂声中发足狂奔。比如在父母的眼皮底下，用棒子支棱起书本，伪造作业进行中的现场，溜出去抓来知了用火烤着吃。哥哥们很快乐，只有在期末考试时才遮遮掩掩拿不出成绩报告单，甚至用改成绩单来蒙混过关，也只有在这几天，他们的作息按时了，人也老实了。　　当他们带着我去村里的大队间抢占位置看《加里森敢死队》时，属于淖泥属于河流属于树林的哥哥变成了青年。1980年，大哥17岁小哥15岁，大队间的电视机前黑压压的都是攒动的人头，连树上都有人挂着看电视，遇到转播信号不好，屏幕雪花“嗞嗞嗞”，好事者迫不及待去外面摇电视天线，遍摇遍吼“人走出来么，走出来么”，里面的人传声筒一样传递着“还没出来，哦有一点点了，哦有了”的回话。中尉加里森从监狱找来一支由一群小偷、骗子组成的敢死队，这些人各有所长各有个性，抱着立功赎罪的目的，纵横于欧洲各国，深入敌后，取得节节胜利。看惯了《地道战》《敌后武工队》打斗模式的青年们眼前一亮，片中的加里森、高尼夫、卡西诺等迅速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偶像。　　一夜之间，哥哥们的声音不再细声细气，而变得“杠杠”响，跟父亲一样，喉咙有个突出的结，兄弟俩背着我嘀咕着什么，不让我听见。大哥经常在镜前流连，用手捋捋头发，甚至用父亲的凡士林生发油擦一下，头发顷刻变得锃亮，伙伴们戏称“奶油包头”。　　上世纪80年代是激情飞扬万象更新的年代，外来文化涌向中国，电视连续剧、电影、歌曲滋润着年轻人也迷惑着年轻人。　　父亲会哼各种曲调，走书、串客、滩簧、莲花落，是困顿艰涩的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也是一种慰藉。上世纪70年代时父亲曾花了七十多元托人从上海带来一台落地音响，过几年又置办了一台电唱机，有各种各样的唱片，越剧、京剧、郭兰英唱的流行歌曲。晚饭后，总有很多人围在我家听戏曲，父亲陶醉在旁人艳羡的眼神中。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兄妹仨不知不觉爱上了音乐。　　有一天邻居家来了一位上海亲眷，这个小青年蓄着小胡子，留着长鬓角，细格子喇叭裤，花衬衫大翻领，带一副蛤蟆镜，提着录音机，音乐劲爆，走路摇摆，走到哪里，总有小孩跟在后面看热闹。从那以后，拥有一只录音机成了哥哥的最高人生目标。　　1980年家里终于有了一台三洋双卡录音机，六百多元，那是兄妹仨用了两个暑假在烈日下采摘茶叶的劳动成果，哥哥别提对它有多宝贝了，而我对他们唯马首是瞻，只要求睡前听首邓丽君的《泥娃娃》过过瘾。　　搞磁带成了大哥的事，那时他刚好高中毕业，结交了一些社会青年，搞到邓丽君的磁带是一件倍有面子的事。路子宽的人搞到一盒走私带，然后，一台录音机播放，同时另一台录音机录音，卡带掺杂了说话、走路的噪音，即使这样，也一盒难求。上至耄耋下至黄髫谁人不迷邓丽君，那甜甜的歌声一张嘴就把众生抛在了身后，尽管邓丽君的歌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是被禁止的。哥哥迷机智歌王张帝，迷刘文正、迷青蛙王子高凌风……就像这一代人迷周杰伦迷陈奕迅一样，哥哥常吐几个半英半汉的单词，唱着“各位朋友来问张帝，什么叫做马杀鸡”，唱着“关达拉美拉，好一个关达拉美拉”，我问他马杀鸡是什么，关达拉美拉又是什么，哥哥耸下肩撇撇嘴表示无可奉告，那模样酷极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马杀鸡原来是按摩的日译中字，而关达拉美拉是美国人建造在古巴的一个监狱。我顿时像握住了通往哥哥青春岁月的密码。　　彼时，居民户参军复员后可以分配工作，1982年19岁的大哥去征兵体检，X光照出来有阴影，原来忘了把表袋里的五分角子拿出来，于是大哥留在茶场做工人，从家里搬出去住集体宿舍，母亲每晚派我去侦察大哥的动向，有无吃烟，跟谁轧朋友。　　大哥颀长英俊，白衬衫往黄军裤里一塞，绞一根横皮带，配一双解放跑鞋，再戴一顶军帽，这样的装扮在当时极为时髦。哥哥搬出家后，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把母亲的唠叨抛在脑后。留起了鬓发，穿起了花衬衫和及地喇叭裤，有时敞着夹克衫，把尖角领的花衬衫翻出来，母亲见一回骂一回，恨不得把裤腿给剪了。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1984年《霍元甲》的主题曲像枚礼花在天空盛开，简直万人空巷。此时我家已有了飞跃牌14寸黑白电视机，是父亲辗转坐车去宁波凭华侨券购买的，隔壁邻舍的小孩们来我家蹭电视看，免不了带点闲食来贿赂我。那年，小哥也高中毕业，顺利通过体检去江苏镇江当兵，买了一把红棉吉他带到部队，等他探亲回家，背着吉他，轻弹浅唱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罗大佑的《童年》，村里的“小芳”们从我家经过，总要张望驻足，或者干脆进来坐坐，假装跟我聊天。　　迪斯科的舞步偷偷在年轻人中间像波浪一样荡开，大哥提着录音机，在宿舍里和朋友一起摇摆，两手随着身体的摇晃而摆动，不时点点头，身体扭得像醉鬼。我奉母命观察哥哥的动静，看到了摇头晃脑的一幕，哥哥要我保密，答应给我搞到一盒《跳动72》的带子。没多久，哥哥不再学跳舞。有一帮年轻人天黑时在公园的山顶跳舞被人检举，定性为流氓罪。那些天，大人们交头接耳神神道道，一位女青年被父母骂被朋友嘲讽被村民戳脊梁骨，抬不起头而跳了河，她的青春零落成泥，止步于花样年华。　　1987年，街上出现了音像店，由《荷东舞曲》填词的《87狂热》，风靡全国，只要往街上一溜，《路灯下的小姑娘》《站台》像潮水一样直冲耳脉，“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喔喔喔”谁不会喔喔几声呢，管它YMCA是什么意思，只要会唱“我们在这里YMCA，把那欢笑和心中的快乐融化在我们的友谊中”。有些歌曲没有歌词，那就自己记录，哥哥与伙伴们分段合作记歌词，闹出“爷爷（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之类的笑话。随着阅历渐长，我终于弄清YMCA是基督教青年活动中心的意思。　　大哥恋爱了，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请她看电影吃蛋糕，节衣缩食送她一套莫扎特全集，然而女孩喜欢另一个男孩，把送她的礼物给了另一个男孩。另一个女孩喜欢大哥，塞我一袋大白兔奶糖，送父亲两瓶酒，而大哥不喜欢她。爱是青春期最好的行李，而当时的大哥无比困惑，想寻找一份理想化的爱情。那年春节，他带我去杭州叔叔家拜岁，结识了新的朋友，把目光投向哲学，看萨特、康德、尼采的书，向往外面的世界。他不想受单位束缚，索性辞职下海，来到县城。　　下了海的大哥如鱼得水，赚多少花多少，不留后步，拥有最早砖头似的大哥大，买了普桑，穿最时髦的梦特娇T恤苹果牌牛仔裤，身边的女孩走马灯似的换，始终没有心仪的出现。28岁那年，经介绍认识了一个女孩，那女孩恰是我的同学，世上的缘分就是这么奇怪，两个人对上了眼。1992年，父母花1.7万元在县城买下70平米的商品房，那时结婚早已不兴三大件四大件，而是一套房带装修加彩电，饭店摆酒席，迎娶新人。　　小哥迷上了摄影，在部队买了一台梅花牌黑白照相机，探亲回家，一身戎装，潇洒倜傥，风头盖过大哥，找他拍照的人排满了队，好多女孩向他暗送秋波，跟我套近乎。退伍后，等待小哥的是两个选择，县城的鞋厂和乡镇的邮局，小哥向往县城的繁华，不顾父母的阻拦选择了鞋厂。事后后悔不听父母的意见，恰逢公安招警察，退伍军人、党员和高中文凭使他通过考试成为一名公安干警。　　大哥结婚的时候，小哥也谈了对象，只是家里为大哥的婚事已掏空积蓄。翌年，小哥在饭店摆了几桌酒席，自己置办彩电冰箱，婚房是公房，也结婚了。前几年，电视连续剧《裸婚时代》热播时，我调侃小哥，你真是赶时髦的人，这么早就裸婚了。　　三　　我从没见过爷爷和奶奶，也找不到一张相片，尚不懂事的我多次向父亲索求爷爷和奶奶的踪影。等你长大了告诉你，这是父亲对我的回答。　　我的童年因为有哥哥，所以无忧无虑。三个小孩从小挤在一张床上睡，谁尿床就互相指认、抵赖，有零食抢着吃，谁要是欺侮我，哥哥立刻出马摆平。我跟在哥哥后面，屁颠屁颠，有时他俩恶作剧，把抓来的知了放进我的小布衫，知了爬在身上真痒啊。那时，村里运动多，父母经常晚上去开会，天黑的时候我央求哥哥不要出门，害怕单独睡觉，哥哥说话经常不算数，父亲偏爱我，便经常数落哥哥，哥哥们又把怨恨撒到我身上。血缘的亲情，使得兄妹间没有隔夜的罅隙，第二天我又是他们保护的对象。　　上世纪70年代末，物质尚属匮乏，家里条件也一般，父亲35元的工资养活一家，母亲做些临工贴补家用。有一次，因为母亲生病，父亲买了一块油焖大头，母亲吃了半块，舍不得吃完，留半块给孩子。父亲说，谁将《新时期总任务》一字不差背下来，大头就属于谁。结果，我赢了，哥俩眼睁睁地看着我慢慢地细细地一丁点一丁点地咬着大头，他们不停地讨好我，说是舔一下也行，我允许他俩舔一下，结果，全被大哥吃进肚里了。　　长大，在小孩眼里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啊，它可以迅速把自己从伙伴中间分离出来。就像哥哥，长大后，他们不再捉弄我，他们有了自己的世界和秘密，而我也有了自己的世界和秘密。　　高中时，我脱离父母去县城住校读书。大哥单手骑着自行车，提着搪口杯来学校看我，里面是还热乎的炒肉片，一拿到，即被同学分食光；熄灯铃后全寝室女同学还在讨论某某老师的八卦窃窃私语着，被生辅老师处罚整夜坐在教室里，不能睡觉；暑假坐在男同学自行车后面，骑行40里去海边露营；寒假去同学家作客，一大帮同学打地铺睡觉；为了看86年世界杯，半夜时分，还和男同学在公园晃荡，等到了时间才潜入同学家里打开黑白电视，为了不让同学的父母听见，音量扭得很低；迷上了马拉多纳迷上了意甲后，在每周一期A4纸般大小的《足球报》中了解到一点点过时的资讯来望梅止渴……　　1989年我通过招工考进入金融系统，疯狂地迷上了谭咏麟、陈百强、张国荣，迷电台播放的美国歌曲，迷席慕容的诗，迷三毛的散文。买各种磁带和书籍，我有全套的陈百强磁带、三毛散文集，买不到席慕容的《七里香》，只好手抄。也在那时，我认识了他，我的小学同学。他带我打小霸王游戏（俄罗斯方块、采蘑菇、魂斗罗），带我通宵达旦看90年世界杯，带我旅行。他去四川出差，给我带来一行李箱的各种小吃。但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因为他是农民户，没有固定工作，而我是居民户，又有正式的工作，于是各种矛盾各种风波，分分合合，纠缠了八年。母亲问我，他是农民，以后你得去晒谷。我说我可以学。母亲又问，他父母没有劳保，你得养他们。我说，赡养老人是美德。母亲最后问，他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了你，使你热血刮心。我说，我跟他很谈得来。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恋人之间的沟通基本靠书信，电话是奢侈品。写信与等信的过程，漫长又甜蜜，扔进邮筒的瞬间，拆信的刹那，见字如晤，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电话得摇，要经过总机，转到分机，路远一些，要转几次，电话声音模模糊糊，“喂喂喂”上好几“喂”，才传到耳朵，想说的话还没说，就断了线，恨不得咬人。没多久，单位有了程控电话，他打电话，需去邮局交押金，排队领号。直到1995年，他有了BP机，我call他，他用公用电话回我，BP机的普及使得那时满大街都有公用电话。最后，我父母妥协，他家花4.7万元在县城买了70平米的商品房，我穿着婚纱，笑语盈盈，用录像留住此生唯一一次的浓妆艳抹，那是我自己争取的幸福，从来没有后悔过。　　结婚前夕，两个人花五千元安装了家庭固定电话。不久，有了手机。手摇电话、录像带、BP机在时代的洪流中成了明日黄花，淹没在时光之河里。　　四　　香港回归那年，我做了母亲，如今儿子正青春。当我说起以前不通音信的麻烦，儿子说可以手机呀、QQ呀、微信呀。当我说起那时上学口渴了我就去校门口的小溪沟里喝泉水，儿子说你可以喝矿泉水呀、雪碧呀、可口可乐呀。当我说起那时得到两毛压岁钱可以买到气球、葱油饼和炮仗，儿子说现在一袋QQ糖也要一元钱呀。　　儿子无法理解我的那个时代听一首歌要守候在收音机前好久好久，就像我无法理解父亲回一趟家要步行15个小时。信息时代，秒杀了过去的各种闭塞。如今找一个人可以有六七种联系渠道，甚至更多，随时可以视频电话。看一场音乐会，可以打飞的，欣赏一场球赛，可以去国外，那些歌星明星的资料和形踪随时可以百度和“爱特”。　　时间改变了一切，就像每个人拥有过的青春。每个时代的青春都会流淌出不一样的血液，并且融合进当年的社会变迁。父亲的青春是血色的，哥哥的青春是夏树蝉鸣，我的青春是书籍，是卡带，而儿子的青春是数字音乐，是社交网站，是各种游戏。时间把不同的青春切分，像一个个终将逝去的时代。　　飞溅的浪花打了旋儿，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