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师道与人生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因慕顾炎武之为人，改名绛，别号太炎。章太炎手订“中华民国”的国号，为民族、为革命鞠躬尽瘁；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他在经学、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史学等方面成就卓著。章太炎早年任教东吴大学，东渡日本后开国学讲习会所，他的学生中有我们所熟悉的鲁迅、马叙伦、黄侃、钱玄同、周作人、朱希祖、许寿裳、吴承仕等，而这些人后来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或任教于北大等著名学府；他的众多弟子以及再传弟子后来大都在国学界占据重要地位，为我国新史学、哲学以及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　　章太炎生于清王朝衰落之际，此时距清廷平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刚好5年。清政府虽暂得一时喘息，然而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国权丧失已是国人尽知。民困国乏，内忧外患，西方列强不断的挑衅和清廷的软弱形成鲜明的对比。章太炎出生时，经过祖、父两代人的积累，家中已有许多藏书，其在父兄的指导下开始了早期的识字启蒙。章太炎少时聪颖，6岁就傅。十一二岁，外祖父朱有虔来家授业，章太炎接受了系统的音韵教育，遍览群书，植下了深厚的汉学功底。受其祖父影响，十三四岁开始读《东华录》，激起了章太炎强烈的民族情绪，这为他以后从事排满反清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16岁时遵父命赴县童生试，因晕厥（癫痫）而没有能够参加考试。据章太炎后来回忆，他是不屑科举而有意为之，所以后来才能有时间去研读《老》《庄》，四史、《文选》《说文解字》等“旁门之书”。18岁开始读《九经义疏》，随后又学习顾炎武的《音学五书》、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19岁学习《学海堂经解》，两年就得卒业。20岁时又读《明季稗史》17种，反清思想再次得到了激发。　　1890年，章太炎的父亲去世，遗命章太炎去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章太炎后来回忆：“吾生二十三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在诂经精舍的八年中，俞樾对章太炎进行了严格系统的古文经学的训练，章太炎也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成为俞樾门生中的佼佼者。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章太炎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上海强学会，不顾恩师再三劝阻，毅然走出书斋，投身维新运动。先后参与编撰《时务报》《实学报》《经世报》和《译书公会报》，积极支持并参与维新变法。章太炎参与办这些报纸的目的是宣扬驰骋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引古鉴今，主张革新，反对因循守旧、陈习旧章。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自我发现，主张民族自立、自强、自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百日维新”失败后，清廷的保守加之八国联军的入侵，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无能，他看出康、梁等人所谓“托古改制”并不能救中国，由以前的支持改良走向了坚决的革命。1898年9月，因变法的失败导致清政府下“钩党令”，章太炎携家避地台湾，后转去日本，期间写下了“弱冠通九流，抗志山谷贤。丁此沧海决，危苦欲陈言。重华不可遌，敷衽问九天”的豪情诗句，以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兴亡为己任，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留日期间，章太炎以为梁启超所办《新民丛报》撰文为生，生活艰苦，常常只能吃上“蘸盐饭”。尽管如此，却依然继续他的革命事业并广泛接触革命爱国人士，撰文为革命活动摇旗呐喊，逐渐赢得了广大革命者的认同。回国之后，章太炎在《国民报》第四期上发表了著名的《正仇满论》，这是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主张进行批驳的第一篇文章，可视为中国近代史革命与改良论争最早的一篇历史文献。这篇文章不仅让章太炎声名鹊起，而且也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和革命主张。　　1901年，章太炎经同乡吴君遂介绍任教苏州东吴大学，讲习国学。其师俞樾也恰好寓居苏州，章太炎抽空前去拜谒，没想到一进门就遭先生一顿痛骂：“听说你到台湾去了，你躲得好啊，可以当隐士了。你不愿意参加科举，考就功名，如果像东汉的逸士梁鸿、韩康那样不事功名，躲避起来也好。但你却背离父母的坟墓，跑到异国他乡，这就是不孝。你到处鼓吹排满反清，指责朝廷，大骂皇上，这就是不忠。你这样不忠不孝还算是人吗？你这种人就应该打起鼓来狠狠地骂！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章太炎反驳说：“弟子跟随先生学习经术，今天的经学，渊源可以追溯至顾炎武。顾炎武都能为民族大义不投降清廷，而且还让人发扬国性，建立我们自己汉民族的国家，更别说是像刘殷、崔浩期这样的忠臣义士了。”俞先生气得青筋暴露，怒不可遏。章太炎还想辩白一二，但见先生如此，又怕他气坏身体，只能忍住退出。回家之后，提笔写下《谢本师》以明其志，意思是要与老师断绝关系，表达了坚决革命之心。　　平心而论，章太炎在朴学上的造诣，是超过其师的。除了章太炎本身对古文经学的天赋和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俞樾的严格训练。《礼记·学记》中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一点在章太炎这里体现得最为突出。单看他25岁时写就的四卷本读书笔记《膏兰室札记》，就足见其对周、秦、两汉典籍的熟稔，也可知俞樾对章太炎在治学方法上的影响。这本笔记中，章太炎对儒家经籍、周秦诸子逐条考释，取材之广，考证之精，充分显示了他的古文经学功底，同时也反映了章太炎在方法上遵从了其师俞樾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遵循考证、训诂的汉学传统。此书探究之深奥、深思之广博，同代学者中少有企及。章太炎在诂经精舍肄业时，他的“课艺”，也就是对《诗》《书》《礼》《易》《春秋左传》等经籍文字音义的诠解，收入俞樾所编《诂经精舍课艺》第七集，颇得俞樾的赞许。古人云“师其人，尊其道”，章太炎是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这本课艺刊行时，俞樾亲自为之作序，表达了对章太炎学术水准的肯定。　　虽然俞樾的治学无论是方法还是内容都遵从古文经学，章太炎却不拘泥其中，对古文经学奉为圭臬的两汉经文亦不迷恋其骸骨，而是博采众学，发掘诸子，并认为宋儒之学亦有可采之处，这对研习古文经学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诂经精舍的苦读岁月，章太炎一方面“精研故训，博考事实”，练就了深厚的文字学和史学功底，为近代中国史学和文字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也关心国事，关注民族的兴亡。事实上，章太炎在辛亥革命的前十年中，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决心与意志，从《訄书》的出版、再版到一篇为割辫而写的《解发辫》，章太炎用他的笔，一次又一次挑动着清王朝本来就已经非常敏感的神经，同时他的名气也越来越为国人所知。《谢本师》一文在《民报》第九号上刊出后，在南方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学子们纷纷支持章太炎这一惊人之举，甚至与俞樾齐名的孙诒让立即表示接受章太炎为学生。　　中国人最讲“尊师重道”，章太炎也不例外。虽是一篇《谢本师》，但字里行间流淌的却是对俞樾的景仰与崇拜，洋溢着浓浓的师生情谊。章太炎对先生的为学、为道、为人大加赞颂，并感谢恩师多年的培养与教诲。饮水思源，他始终没有忘记俞樾的教导，他之所以“谢本师”，是因为自己要革命，而俞樾却强烈反对。世易时移，晚清之际，清王朝摇摇欲坠，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俞樾虽颇知洋务，也不反对维新运动，但这一切都是在不动摇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将革命的矛头指向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老先生就不干了。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辞达而已矣”。师生之间政治立场不同，所代表的观念也不同。俞樾所代表的旧式观念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章太炎的谢师，代表了时代的潮流与前进的方向，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面旗帜。　　二　　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今天我们看来，弟子比老师学艺更强，后辈比前辈思想更进，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但这也不至于动摇老师爱护弟子，后辈尊敬前辈的原则。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期，不仅学问做得比老师大，而且思想上也与时俱进，那么写就一篇《谢本师》而宣告“破门”也就合情合理。章太炎能投至俞樾门下，继承老师的学术事业，俞樾应该是欣慰的，毕竟在西风劲吹、欧化四起的近世，有学生能继承传统学术的衣钵并为之发扬光大，尽管道路曲折，但总归是后继有人。　　从俞樾和章太炎的师生关系上说，前者的确有应该被“谢”的缺点，后者也的确有非“谢”不可的苦衷。正所谓“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在传统中国社会，推崇“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君”与“师”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哪里有道，哪里就有师。师生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以“道义”来衡量的。为人师者，有其“道”，必为学生所尊敬和追随。孔子为扬其道，周游列国，七十弟子侍其左右，有的学生甚至追随他一生，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谋的正是师之道，师之德。　　尊其师，守其道，师其行，言其理，是中国人一贯的为人准则。章太炎虽与师决绝，但内心对本师还是非常推崇。俞樾去世后，章太炎写下《俞先生传》，对谢师一事就避而不谈，老师的政治立场丝毫不影响他在章太炎心中的地位。章太炎晚年亲自凭吊俞樾故居，行三跪九叩大礼拜祭先师。谢本师，谢的只是师生之间不同的政治立场，而不是抛弃老师的学行、道器和师生之间的情谊。与师决绝，背叛的是师门，但实际上是与旧社会的彻底决裂。　　章太炎的人生又是那样富于戏剧性，事过25年，1926年8月28日《语丝》第94期，刊出周作人的《谢本师》，所谢之人正是他的老师章太炎。周作人之所以要与其师决裂，是因为章太炎参与军阀孙传芳的“投壶”，这也是章太炎最受人诟病的事情。“投壶”一词见于《礼记·投壶》，“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投壶是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做的一种投掷游戏，是才艺的展示，也是一种主客之间的交流。1926年8月，孙传芳在南京举行“投壶新仪”，意思是要尊孔教，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请章太炎来主持，实际上是利用章太炎的名气与号召力。曾经师从章太炎，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调侃他的老师说：“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来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虽然章太炎当时并未准时参加，两天后才赶到，但随即就任孙传芳政府“修订礼制会”会长，并发表就职演讲。此时的章太炎显然站错了立场，比起他早年在《訄书》中的《订孔》和反对建立孔教的《驳建立孔教议》来说，是倒退了。而且，章太炎还懊悔早年“妄疑圣哲”，对孔子批驳过激，锋芒过露，甚至认为自己以前的作为“前声已放，驷不及舌”。这也就难怪周作人对其表示不满，坚决与其决裂了。其实，抛开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其师章太炎本人及其学识与学养还是相当尊敬的。只是无奈这一时期的章太炎思想渐趋落后，当年那个意气风发，敢与清廷正面斗争，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与旧礼制论战的章太炎已不在。章太炎在东吴大学讲学时，曾不惧清廷淫威，公开以《李自成胡林翼论》为题目，让学生们作文。众所周知，李自成乃推翻明王朝的农民起义领袖，而胡林翼则是与曾国藩齐名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廷大将，将此二人合议，其义不言而喻。如果说章太炎以前是前进了三十步，那现在的他只是退步了十几步，但这种退步却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显得尤其突出与扎眼，他的拉倒车虽然说明他的思想观念方面的与时不进，却不能代表他学术水平的降低。　　似乎历史又在捉弄人，抗战爆发后，周作人投日“落水”，周的学生沈启无亦写一篇《谢本师》，此是后话了。而事实上周作人并未与章太炎断绝来往，后来章太炎退居书斋，弘扬国学，周作人对老师的态度也跟着变化。晚年章太炎曾在上海、无锡、苏州、重庆、成都、济南、青岛等地讲授国学，为保存中国之古老学术奔走。1932年3月到4月，章太炎应约赴北京讲学，先后在民国学院、燕京大学、中国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和平民大学作了《代议制改良之说》《论今日切要之学》《治国学之根本知识》《清代学术之系统》《今学者之弊》等演讲。后北京大学也请章太炎以《广论语骈枝》为题，连续三次在北京大学讲习国学。这些演讲周作人不但都去了，而且还与章太炎的弟子和北大的同仁多次宴请其师。由此可见，周作人对章太炎为学为道还是充分肯定和支持的。章太炎逗留北京期间，多次与周作人接触，似乎对周写《谢本师》一事并不在意。而且有一次马幼渔宴请章太炎，陪客之中除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刘复、魏建功、胡适、蒋梦麟外，还有俞樾后人俞平伯，章太炎对谢本师一事加以化解，其博大的胸怀令人敬佩。　　章太炎一生守其志、明其道，尊其师、重其道。为革命、为真理谢其师，但也因其错误的政治立场和倒退的思想观念被人谢。时至今日，我们更应该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标志。“魏照学师”，“程门立雪”，“张良拜师”，无不让我们感到师生之情的伟大。《后汉书·孔僖传》中说：“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古人尚且如此，更何况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尊师重道，一是尊师之道，“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章太炎正是如此，他追随俞樾治经，凭借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努力钻研学问的精神，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二是自尊之道，只有自尊才能为人所尊，遵道秉义，守道而不封己，这样才堪为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