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商人朋友

　　国庆期间，郑仁桃君从江苏常熟到广丰访我，我俩先是在客厅，后是在书房，畅谈了三个时辰，内容涉及人生的意义、做人的道理和事业的兴废，也涉及历史的掌故、社会的多变和世事的沧桑。　　仁桃君的老家在广丰县铜钹山区，他十一岁丧父，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七年前只身来到江苏常熟，从最小的商贩做起，一直到现在成为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华东地区最大的代理商。他与我同庚，虽个小貌平，但思想深邃，与众不同，是个成功的商人。一方面，他有着先进的现代企业经营和管理理念，有着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有着生意人特有的精明。另一方面，他知书达理、学识甚广，好书法、懂音乐、爱好文学，尤其擅写古体诗词，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一次，仁桃君与我谈辛弃疾，谈佛教文化，居然多处使我卡壳。　　我与仁桃君于2005年5月相识于江苏省昆山市，其时我受县委县政府派遣，到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昆山市招商引资，在一次宴会上认识，其后交往日多，终成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前不久，仁桃兄耗资数百万元买断了清华大学无铅汽油专利技术（专营江西和福建两省市场），并决定回家乡投资五千万元建厂置业。　　这回，常熟市阳澄湖的大闸蟹刚刚上市，又逢国庆长假，他是特意给我捎螃蟹来的。途中，他曾发给我一则短信：正是菊黄蟹肥时，捎来几只表心意。一路横行到广丰，请问龙王在哪里？仁桃君从六百公里之外的阳澄湖专为送蟹而来，我深知这情之深义之重。这也让我想起另外两位朋友来，一是广东朋友林峰，也是商人，每年中秋前他总要托人带来几盒广州酒家的月饼（全国四大名牌月饼之一），有一年因找不到人捎带，他居然空运到南昌，然后由我朋友带回。另一位是诗人祝成明，他在贵阳谋事，知我爱茶，今年国庆回老家，坐两天一夜的火车，翻四千米高的云贵高原，除了一背包书外，独独给我带回一盒产自贵州都匀市的有机茶———都匀毛尖（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我十分感动，古人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的佳话，而今，我的一些朋友，有的还是商人，他们并无求于我，却有如此举动，这不能不给我的内心带来巨大的震撼，同时也不得不让我对商业社会里的人际关系进行重新的认识和审视。　　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与仁桃君促膝长谈，他不经意中说及的一些小事常让我深思。有一次，一位与其长期合作的朋友失信，导致仁桃君损失不轻，其妻要索赔，仁桃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这位朋友与我合作多年，从未失信也从未欺骗过我，这回失信定有其难言之隐，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再踩他一脚，万一他真是恶意诓我，那我也权当交了一回学费，花钱买一次教训罢了。又有一次，公司里一位新来的司机违章被交警罚款四千元，其妻要批评他，仁桃劝住，他微笑着对司机说：“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司机被交警拦罚太正常了，你是新来的，有些情况不熟，有些方法没掌握而已，今后工作做细做实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每每做成一桩生意之后，仁桃君总要请妻女在外边吃餐饭，给她们也给自己买点礼品，并让年幼的女儿举杯敬酒，说：“爸爸是个成功的商人，我和妈妈分享爸爸成功的喜悦！”仁桃君所谈件件事情虽小，但对我的冲击却很大，在一个“唯己”和“唯利”的年代里，在听过太多浅陋庸俗自私的话语之后，仁桃君的故事无异如三月里一阵杨柳风过。　　我们曾多次深入探讨人生意义和处世哲学，并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看法，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内容：　　伟大的人生有目标，平庸的人生只有目的。　　多数人总是有目的没目标，有欲望没理想，有思维没思想，有见识没见解。　　生活可以过得平实，但思想一定要高远。　　生命苦短。欲超越短暂生命者，常人靠生儿育女，伟人靠传播思想。　　眼光和见识决定一个人的路走得多长多远，胸襟和气度决定一个人的路走得多直多宽。　　人应有格，既不能出格，也不能辱格，更不能丧格。　　才与能是两码事，有才无能者甚众，有能无才者不菲，因此有才者不可恃才，有能者不可傲物。　　从商也好，为政也好，倘没有健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很容易变得自私、虚伪、贪婪、无情。　　做人要有境界，要胸怀万物，要有施惠于人的雅量，要有容人于胸的气度。　　做人不但要舍得吃苦，还要舍得吃亏。　　做人要褪去商人的铜臭而留其精明，丢弃文人的迂腐而留其清高，抛却政客的虚伪而留其气魄，割舍小市民的势利而留其善良。　　恶习不能沾。　　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言行。　　包容他人的缺点是一种美德，包容他人的优点是一种胸怀。　　当然，我们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比如在我的发展问题上就有着认识上的差异，他说：“你既然从政了，就应把这条路走到底，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官做大，只有把官做大了，你才能做更多更大的事业，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才能更好地造福百姓，像我，只有把企业做大了，才能更好地反哺社会。”我不以为然，因为我深知，从政和经商的游戏规则是不一样的，经商是纯规律性的东西在起作用，而从政则充斥了太多的人为因素，很多时候要以人格和尊严为代价，我的脾气过于刚性，不太适应官场。当然，我并没有反驳他的观点，只是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我曾有缘与博山能仁寺一位高僧谈禅，高僧从宽大的僧袍中拿出一根人的肋骨，问我知不知道是谁的，我摇摇头，高僧说：“不管他是帝王将相还是寻常百姓，最后都是黄土岗上一抔土，都成了一根无人知晓的肋骨。”讲完之后我告诉仁桃君：“也不是我消极厌世，只是不愿意做无聊的争斗和无意义的事情罢了。”仁桃君深思之后说：“话虽如此，人活百年也不过沧海一粟，千古流芳也好，遗臭万年也好，碌碌无为也好，身后事我们管不了，但人生的过程十分重要，我们既为人，就一定要把人生扮靓。”　　对骆宾王和张謇墓葬的不同看法显示了我与仁桃君价值观上的差异。“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和清末状元张謇的墓穴都在江苏南通的狼山脚下，只是骆墓显得冷僻简陋，而张墓却宽大堂皇，树影茂密，花卉绚丽。仁桃君的观点是：骆宾王虽文气冲天，但他曾助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兵败后隐迹江湖，最后客死长江边上，没有给人们带来福祉，因此，后人尤其是南通人对他并不怎么客气，只给他一孤坟一碑记而已。而张謇却不一样，他四十一岁中状元后，没有去做官，而是在南通大兴实业，开轮埠公司、垦牧公司，办纱厂、炼油厂、钢铁厂，还大办教育、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剧院、公园和气象台等社会事业，硬是把狼山脚下搞成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洲，因此，大受其惠的南通人把他视为圣人贤德，对他爱戴有加，把他的坟墓修得豪华气派。仁桃君更推崇张謇，他说自己受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狼山脚下》影响，常到与常熟隔江相望的南通登狼山望海，也是张墓去的多，骆墓去的少。虽然我与仁桃君持不同的观点，但对他的做法我却能理解和支持，因为仁桃君首先是一位追求成功和利益最大化的商人，其次才是一位有着儒雅气质的商人，让他在骆宾王和张謇之间选择，自是后者无疑了。而我却以为，对骆宾王和张謇，不应厚此薄彼，张謇为一方百姓造福，做了大量有益于南通人民的实事好事，厚葬他敬仰他膜拜他一点都不过分。可是，怠慢骆宾王就没什么道理了，骆宾王号称“初唐四杰”，才气冲天，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精神食粮，无论是其七岁所作的《咏鹅》还是从军路上的边塞诗，无论是长篇歌行《帝京篇》还是被诬入狱后的言志诗，无论是令武则天本人都动容的《讨武氏檄文》还是助徐敬业起义兵败后逃亡途中的感怀之作，莫不闪烁着其过人的才华和超常的智慧，让人尤其钦佩的还是他不畏强权的胆识和勇气，他明知“反武”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且不论“反武”的是与非，那是历史学家的事），他坚定地站到徐敬业一边，此等气概，自唐而下，又有几位文人能及？　　当然，骆宾王毕竟没有像张謇那样为南通人们留下直接的物质财富，所以轻视了他、冷落了他，这让我觉得十分遗憾，南通人就这么势利吗？就算不是势利，也逃不了“功利”二字的嫌疑。要是我去狼山，定然是先吊骆墓再祭张墓的了。　　诗人　　“在雪夜中坚守/在一支笔和一柄剑之间/坚守/文字像初春的鸟鸣一般/催开黑夜的花朵”……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狂热地爱着的这些诗句便会不自禁地跃入我的脑海，撞进我的内心，冲击我的灵魂！这时，我就会想起一个人，一个诗人，一个在雪夜中跋涉、在笔与剑之间坚守的诗人。　　诗人来自农村，早先在乡下教书，后来进了县报社，做了记者并编辑副刊。诗人的家庭负担沉重，生活相当拮据———父亲在烟花爆竹爆炸事故中被严重炸伤并留下后遗症；由于政策因素，在大学生尚且不能分配的情况下，当了20多年民办老师的老母亲被辞退回家；妻子下了岗；胞弟因为仗义代人受过进了班房。因此，诗人活得很累，过得清苦，为了营生，他想尽了办法：每月要发三十多条新闻稿（多挣稿费和奖金）；开了一个移动书报亭（兼卖饮料和冰棍）；替一家报社做发行人（每天要沿街送报）。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大街上，总是这般模样：头发凌乱，常布有尘灰，像霜后的干草；有点嫌脏的衬衫，冷天则老着一件藏青色西装，不系领带；胯下是一辆即使不上锁也绝对没人要的破旧摩托车，后架上往往是一大包货物或者一大捆报纸；永远憨厚的脸上，只要一碰见熟人，立马堆满可掬的笑容。看上去整个像做小生意老亏本的那种人，尤其像前些年经常骑个烂嘉陵出没于城乡之间贩卖猪腿的农民，要不是那副深度眼镜及镜片后那双深邃的眼睛，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会写诗，而且还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诗人。　　他是个腼腆、内向、不善言辞的人，无论多么熟悉并交好，他也不会跟你有太多的话说，面对陌生人，他更显得拘谨，甚至于语无伦次，往往无法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直让人怀疑他诗人的身份。可是，这样一个人，却写出了许许多多让人拍案、让人震撼、让人深思、让人感动的好诗。只要一捧读他的诗章，只要一走进他所营造的诗境，你就一定会流连忘返，就一定会热泪盈眶。你先前关于他所有不太好的印象和看法就会一扫而光，他内心的喧哗定会让你深深震撼，他“简洁的、单纯的、未被污染的内心”（《独立秋风》序作者、评论家褚兢语）定会将你感染，他在诗中所蕴含的大爱将让你久久地感动。　　是啊，生活的磨难不但没有压弯诗人的脊梁，反而造就了他的柔韧：“悠悠人生啊/本不该是一场游戏/游戏怎能诠释我的一场/梦呢”。（《多雨季节》）腼腆的外表并没有使诗人觉得卑微，反而滋养了他绵绵的情蕴：“走在春天的内部/你就在采蜜的花蕊里编一句可爱的谎言吧/把你的蜜浆捣成毒酒灌醉我/然后把秋天的唇盖在我缠你的魂上”。（《写给慧的第109首》）　　诗人在贫瘠的荒原上不停地耕耘，诗歌成了他生命的主题。他反复地吟诵———“爱成一首永恒的植物/脉管里充满的是哗哗血流/诗人蹲在这脉管里/上上下下/浪漫了几千年/闯荡了几千年”。（《爱》）“一个诗人与诗歌/沉湎于千年的琴曲/诗歌成为知音”。（《高山流水·听俞伯牙的知音曲后》）当然，诗人并非圣人，他也有迷茫的时候，也有怀疑的时刻，也曾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一次酒醉之后，诗人抱着我大哭，悲鸣：兄弟，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要出去，要去南方！）———“在这种反复无常的气候里/我的心能保持一种恒温吗……我该以怎样的目光/穿透冬天的云和雾”。（《冬日情思》）“夜的中心白雪落到一只灯塔的顶端/抒情的诗人竭尽心血看到了冷峻的光芒/嘶鸣的马匹背负黑夜的巨梦/倾听南方那一章飞翔的音乐/海啊吹号手的心魂早已迷失了……夜色如潮般退落脱了铐的内心/一直找不到回家的路”。（《冬日呓语》）这些诗句都是诗人灰色心绪的表露。然而，诗人毕竟还是坚持住了，当精神向度与尘世浮华激烈交锋之后，诗人最终毅然选择了远离繁华、热闹和喧嚣，选择了他最崇爱、最珍惜的爱人———诗神。虽然坚守的道路是凄清的，坚守的滋味是苦涩的，坚守的旅程是寂寞的，但是，没有关系，诗人已经做好了独自前行的准备，他一路高唱：“岁月篡改了我的容颜/却永远也篡改不了我年轻的爱情”。（《一片红枫及其他》）“做一片红枫，一生伴随阳光与音乐，瘦骨伶仃，仍以天作谱，以地作词，用心刻下自己的魂”。（散文诗《枫》）“暴雨过后/我能否飞翔/我不能为一场春天的阴谋/而拒绝酝酿”（《酝酿自己内心的蜜》）。　　三年前，诗人送我一本他自己的诗集《独立秋风》，我一直珍藏着。我知道，我珍藏的不仅仅是一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诗集，我珍藏的是一位诗人的心，是一位诗人的精神，是一位诗人的铮铮傲骨。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翻读它，那些诗章我虽然早已谙熟，但它们仍然像高山轻云、似峡谷清流、如三月煦风，每次重温都会迅速渗入我的脉管，与我的血液相融，与我的心跳共振。我是如此炽热地爱着这些诗，尤其爱着这几句：吹号手的梦魂/先锋者的心灵/从另一种锋利的光芒中/像翅膀辟开茫茫的黑夜/十万匹白马从雷声的故乡中/艰难地归返。　　诗人乃我之至交，姓刘，名志明。　　杨剑　　早在中学时代，我便知杨剑其人。当时，同学中爱好书法的甚多，他们每谈书法，必提杨剑，常见他们围在一起，说杨剑的字是多么多么的好，说杨剑的作品又获什么什么大奖了。我虽然不懂书法，但也不禁心生好奇：这杨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直到我大学毕业分回老家，与杨剑同处一城工作，才有机缘认识，不料一来二去，竟与杨剑意气相投，成了无话不说的挚交。　　早就享誉海内外的杨剑，不用说其书艺自是十分精湛的了，他的作品曾被国内外数十家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纪念馆等专业机构珍藏，还在香港、澳门、加拿大、比利时、新加坡、法国、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并收藏或高价拍售，作品还被刻碑于泰山摩崖碑林。由于我是个标准的外行，因此对杨剑的作品无法作出更多的评价。这里，只想说说与杨剑交往过程中的一些琐事，一些虽然琐碎但我认为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杨剑在县城一个叫养村山的地方建有两间房子，我第一次到他家做客时，看见门额上有一块匾，上书“驾龙堂”三个大字（匾名源自《离骚》：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可见杨剑志向之高远，品质之清奇），是行书，笔力雄浑古朴，苍劲大气。待看落款：“程思远题”。不禁一惊：程思远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吗？杨剑笑笑，将惊疑不已的我让进三楼工作室———静远室（杨剑自号静远室主），然后从书橱里取出一大叠信件、宣纸（是作品）、照片和印章，淡淡地说：“还有更多的名人呢，我一般不示之于人。”我细细翻看，愈加惊叹———有臧克家给杨剑的亲笔勉辞：青年是宝藏，青年是黄金。宝藏要挖掘，黄金要熔炼。有冰心亲手写给杨剑的鼓励的话：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建功立业的人，都因为把宝贵的时光轻轻放过，以致默默无闻。有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跟杨剑互赠的多幅作品。有艺术大师、著名书画篆刻家钱君陶给杨剑的题词与合影，我从钱君陶先生给杨剑的一封信里还看到这么一段话：你那个地方太小了，要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地方，你会有大成就的！还有与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吴俊发、著名书画家刘华云、著名书画家、书法理论家葛鸿桢、著名书画家、学者洪丕漠、徐无闻等人交往的书信和互赠的作品以及合影。杨剑说：“浙江有几个文化商人出高价购买这些名家的作品和信函，尤其是已过世的冰心和臧老给我的信，出价最高的达五万元。这些人也真是，我怎么可能出卖呢？”我十分迷惑：“你怎么会跟这么多名人有往来呢？”杨剑没有正面回我的话，他感慨万千：“搞书法是件苦差使，要是没有这些长辈和名师的不断鼓励，我哪能坚持下去？又哪会有今天的成绩？”　　除了书法名家之外，杨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广丰县文联主席。前年，我在福建作家陈元武的帮助下，在网上开了个文学论坛，去年，县里成立作家协会，我是其中一员，便将论坛贡献出来，并升级为“广丰文学网”，作为作协会员的发表和交流阵地，当时有人说：要是能请杨主席题个词，增大一下影响，就怕杨主席不肯。我说“不会吧，让我来试试”。想不到还没听完我的话，杨剑就说“哪还有什么问题”？第二天，他来到我办公室，给我一个信封，我取出来一看，是张宣纸，打开，是“广丰文学网”五个大字。过了几天，准备召开作协成立大会，我说：主席，要开成立大会了，能不能再题个词？第二天，他又来到我办公室，又递给我一个信封。这回除了“广丰县作家协会”七字之外，他还特意为作协的成立写了副贺联：胸中诗文无小我，笔下乾坤有大千。在制作会员证时，有人说：省作协会员证的扉页上有一方名家篆印，十分的精致、漂亮，杨剑的篆刻全国一流……这回，我觉得实在是难以启齿，已经多次麻烦杨剑了，但为了作协，我还是拨通了杨剑的手机，说得很含糊：省作协会员证上有个篆印，真是漂亮，要是我们的证书上也有一个该多好！说完我也就忘了此事，因为本来就没抱什么希望。直到作协成立大会前一天，诗人、上饶县文联主席郑渭波特地前来祝贺，我考虑到杨剑和渭波都是文联主席，又互相熟悉，便打电话告知杨剑，岂料杨剑来时，又给了我一个信封，鼓鼓的，我迟疑着接过，很沉，杨剑说一声“小心掉地上”，我取出来，居然是一方非常精致的玉石篆印，我一下子就发起愣来，在场的文朋诗友也无不深深感动，尤其是多情的诗人志明和林子，差点哭出声来。前些天，县作协副主席、排山中学校长余新勇让我为其学校的“天桂”文学社创刊作个序，并询问我能否请杨剑为文学社创刊题词，我当即打电话杨剑，他在重庆参加活动，很忙，我说了个意思，他说回来就写，新勇君怕有变故，惴惴地说：“要不我们还是找别人写吧！”我说，你就等几天吧，要是他真不写，你再找人写也不迟啊？几天后，我开完一个会回来，办公室一同事给我一个信封，说是杨剑来找我，没找着就让他把信封转交给我，我笑了笑，看也不看就拿起电话：“余校长，杨剑为你写好了字，啥时来取？”　　杨剑是文联主席，在县里也算是官场中人，但于功名他却十分淡泊。多年以来，有太多或真正爱好或贪图虚荣或假装斯文的官员（有的还是高官）都很“看得起”杨剑，都以拥有杨剑的作品为乐事，都想与杨剑为友，也有许多领导很“关心”杨剑，常许诺杨剑提个副处干干或换个更好的位子什么的，但杨剑每次都婉言谢绝，在权力和艺术之间，杨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杨剑跟我之所以成为挚友，可能就是因为有着这个共同点吧，杨剑说我虽在官场，但没有染上官场的恶习，终究还是个文化人，因此愿意与我为友，并赠送我一幅篆书作品———君子无所争（《论语》句），我岂能不知杨剑君的深意呢？　　老纪　　老纪属情绪化一类人，他乐则大喜，忧则大悲，遇有可贺之事，必溢于言形于色表于行，会手舞之足蹈之，情到深处还会举杯邀月，当空长笑。我常以“小人得志”讥他，他却说：“兄弟，你错了，我投身教育事业，十年磨一剑，如今儿子考上清华，学生考取北大，学校高考成绩又列全市前茅，岂有不欢天喜地钟鼓乐之鞭炮庆祝之理？怎么能说是小人得志呢？再说我已四十好几了，要说得志那也是大人得志，嘿嘿！”他得意至极，一脸憨态。　　老纪有着极强的化解困难的本领，要是遇到实在解不开的麻烦事，老纪往往会悲从中来，愤慨不已，状如疯汉，甚至于呼天抢地，狂怒异常，貌似泼妇。曾经有位领导对老纪有所误会，因此对学校不太支持，而当时学校又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呼天不应叫地无门的老纪十分忧虑，仰天长啸：“八千学子，出路安在？”他多次找领导求助并理论，未果，气甚，怒极，竟写下遗言并发短信于我，害得我四处寻找，后在其四哥家中找到了他，我告其兄：“近日要密切注意老纪的行踪，千万别出了差错！”再有一次，我与老纪在一澡堂洗澡，刚脱下衣服的老纪忽然接到电话，是一不太讲理的家长因为学生之间的小小矛盾扬言要“毁掉他（另一学生）”，老纪温言解释，好话讲了一箩，岂料对方固执己见，老纪终于忍耐不住，暴跳如雷，赤足跺地，跺得地板震天响：“妈的，毁我的学生，你下辈子吧！”老纪狂怒的声音奇大无比，澡堂里的男人们以为有人打架，赤条条地跑出来看热闹，有人认识老纪，问：“干吗发这么大火啊，谁惹你了？”不认识他的人露出不屑的神情：“神经病！”火气大也好，神经病也好，我了解老纪，谁要敢动他的学生，他就跟谁急。　　老纪对教育有独到的见解，对于学校管理也有一套特别的措施。他曾出任实验学校的首任校长，在任十年那是硕果累累，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十年校长生涯奠定了老纪在县里教育界的重要位置。但是老纪为人过于耿直，虽然深得广大家长和全校师生的爱戴，但也得罪了不少人，要命的是有些领导很不喜欢他，而他偏偏又不能盲目地顺从领导，最后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了。当老纪调离学校时，全校师生情绪激昂，部分班级甚至拒绝上课，一些老师居然要向政府写联名信，要求留下老纪，被眼泪汪汪的老纪拦住了：“我老纪对你们的举动表示感谢，可是，你们这样做除了给我老纪加上一条煽动老师上访的罪名外，没有任何意义。”　　老纪后来进了机关，任了个闲职。他终究是个闲不住的人，终于还是辞掉了那个不大不小不咸不淡的官职，从他人手里接下一个办不下去的只有两百多学生的私立学校。我问他：“这个学校的基础这么差，你有信心办好？”老纪说：“你最了解我的，知道我办学校的目的，你说我能办好吗？再说，一千老师八千学生那么大一所学校我都能办好，而现在这么小一个学校，你说我能办好吗？”我知道老纪的想法，他那清华大学毕业的儿子已经到美国留学，跟着导师从事科研工作，每年已经有十数万美元的收入，老纪不会缺钱，他办学校的动机不完全是为了赚钱，简单得很，那就是他离不开教育，离不开学校，离不开学生，他的一生是属于学校和学生的，因此，我断言老纪必定能够办好学校，就对他说：“老纪，我相信你！”老纪像是找到了知己，湿润着双眼握着我的手紧紧不放。我扯开他的手，哈哈一笑：“别，我最怕你煽情了！”　　果然，老纪办学的效果半年就出来了———许多老师因为信任老纪，不嫌学校小，纷纷到老纪的学校任教；家长因为信任老纪进而信任老纪的学校，许多在外务工人员听说老纪办学校了，便纷纷把子女托付给了老纪；部分老师也基于对老纪的信任，将子女送到了老纪的学校———此时的老纪又是一副踌躇满怀，小人得志的样子：“感谢你对我老纪的信任，你给我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子，我老纪就必须还你一个才华横溢的学子，不然，我不但对不起你，也对不起自己啊！”　　我现在很少跟老纪联系，因为我现在根本用不着担心他了。　　月娥姐　　管小马说：“母亲走得很急，很突然，她说不舒服，我就去拿备用氧气包，等回到她房间里，老人家就走了，前后不到一刻钟。”　　王印眉说：“外婆的床上，枕边，翻出了很多书，都是你写的，还有报纸杂志，上面都有你的文章，书里边还夹着很多张照片，是跟你的合影。这些书报照片，连同外婆送我陪嫁的百年枕香扇，我都好好收藏着！”　　我呆了半晌：“老人家不是健康着吗？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几次都想来看她的，没想到……带我去看看她吧！”　　十都村水口外北边一圆形山阜上，一座朝西南方向略倾的新坟，是老人家的栖居地，旁边有座稍小的老坟，是老人家的先生的安息地。左边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十都古村，右边山势延伸至枫树垄水库堤坝，后边是山阜的主体，坡上有错落的树木，前方是偌大一平原，远望一山雄峙，形如古时官帽，名纱帽山，是老人家出生的地方。那纱帽山下的村子里，古时曾有人中过状元，还是文武双状元；曾有人当过大官，还是在金銮殿里走动的大官；曾有人成为大学者，还是诗词歌赋天文地理无所不通的大学者；曾有人做过大生意，还是通江达海省里省外的大生意。这些关于老人家娘家的描述，是她生前告诉我的，现在，站在她的坟前，面对远处的纱帽山，又看看墓碑前老人端庄从容、慈眉善目的黑白瓷板相片，这些话再度响起，就如老人与我亲语。　　看得出来，这里风水不错。王印眉说：“这地是外婆自己选的，她生前就经常来，反复交代舅舅，百年后一定要在这里栖息，她要陪着外公，望着娘家，守着古村，荫着子孙，继续过她想过的生活。”　　老人家姓饶，名月娥。十都古村72个姓氏5800多人口无论男女老少黑白胖瘦全都叫她“月娥姐”，或者直接叫“姐”，连她的子孙也跟着村人们一起叫“姐”。我很能理解这种叫法，像我二姐，因为绣花绣得好，以前在镇上开个小小的绣花店，因此全镇无论男女老少统一叫她“绣花姐”。因此，当我认识老人家后，也就顺着当地人的习惯，叫她“月娥姐”了，虽然月娥姐比我年长了45岁。　　我是2012年底认识月娥姐的，那是我在城里当城管局长，写了一本叫《我是城管》的书，这本书反响不错，关注的人挺多，因此常有朋友发来一些反馈的信息。有一次，一位朋友发给我一张图片，是一位极老极老的老人就着一盏白炽灯泡认真地捧读着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我是城管》，朋友说从网上看到的，觉得这老人可能是我最年长的粉丝，于是便下载发我了。我也觉得挺新奇，便把照片存入电脑，刚好被办公室同事纪云才看见，他说：哎哟，这不是月娥姐吗？经他确认，果然是月娥姐。纪云才还说：月娥姐是十都人，他儿子管小马是当地村主任，就是上次陪你参观十都大屋游玩六石岩的那位，老人是你的粉丝，可喜欢你的文章了，小马主任跟我说了几次，说月娥姐想见见你，想跟你要个签名书，合个影。我见你实在太忙，就没好意思跟你说，要不是见到这张照片，我都把这事忘记了，看来，老人家是真的喜欢你的文章啊。　　于是，我就与纪云才一起，风尘仆仆地来到十都。月娥姐可乐坏了，她连续四五趟出入房间，拿出了许多报纸杂志，有我文章的地方便折着，也不知老人家从哪里弄来的，她居然收藏了我所有公开出版的专著。我拿出一套签好名的书送给她，并给她一些刊有我照片、载有我访谈文章的报刊，她高兴得不得了，坚持让我在她收藏的书和报纸上签名，并小心翼翼地对着签名吹气，似乎想吹干笔迹，然后如获至宝地放回床上去。最后，月娥姐还抓着我的胳膊，要跟我合影，一口气照了七八张，后来，她让儿子到城里照相馆把照片洗了出来，天天坐在村口桥头的小店门前，见有游人，便拿出照片和书与人拉话，并向游人推荐我的文章。　　那以后，我每每去十都王家大屋或者六石仙岩，总会前去看望月娥姐，对她的了解也就越来越多。　　月娥姐1928年出生于纱帽山脚下的一个文脉绵绵、文气郁郁的小村子，父亲早逝，她随着母亲回到外婆家十都，十都是赣浙闽三省交界的商业古村，是中原通往闽越实现政治控制经济流通文化交流商业往来的主要通道，是著名的“浦城担”四条路径之一，自古街市纵横商铺林立，深宅大院钩心斗角，从来就是繁华之地经济重镇，十都人商业意识很强，人人会做生意，月娥姐不但自小便能识字，读得许多经史子集，而且善做生意，成为外公家生意上的最好帮手。后来，他嫁入从外地迁居十都的管家，她的先生带她去了苏州，在国民党政府当差，实际上，其夫君是地下党（建国后得到认定），解放后，月娥姐随先生回到故里，夫君在当地学堂里教书，月娥姐则重拾老本行，利用管家老宅开了个商铺，做起了生意来，但随着赣浙闽之间公路的开通，那著名的“浦城担”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十都也从昔日的商业旺镇慢慢变成了偏远山村，因此月娥姐的生意自然也就做不大了，她只能经营寻常人家所需要的日用杂货，即使这样，她也经营得很好，她的商铺人气旺极，成为村人会聚的场所，村民有事没事总往月娥姐的商铺汇集，从这里获取信息，从这里获取知识，也从这里获得欢乐。大家习惯叫她月娥姐，最终月娥姐成为一个品名，一直到她87岁老去，人们还在说：月娥姐走了，我们去祭拜下，送姐最后一程。　　月娥姐的夫君在解放后曾受过一段不公正的待遇，虽然最终得以昭雪，确认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是，由于历史的误会，夫妇俩还是受到了批斗。当然，月娥姐并不愿意提起这段黑白往事，哪怕是对五个子女，她也不愿多说。被问急了，她便说：过去就算了，这日子过得好好的，提那些芝麻烂事干吗？谁还能没个错啊，何况那么大个国家，现在不是很好吗？日子多好啊！得好好过着！从中可见月娥姐的心态与心胸。　　月娥姐由于心中无事，所以，日子就过得滋味悠长了。她先生先她二十年辞世，但早已洞穿世事的月姐并未因此悲沉，反而更加豁达，她人生最后二十年似乎越活越精彩了———她每天坐在小店门口，靠在椅子上，对着十都港，每天要看一会书，累了就走到桥上，向东瞧瞧六石岩，舒舒气，扭扭身。她保留着饭后抽根烟的习惯，这个习惯是早年在苏州做地下工作乔装成阔太太时养成的，我曾臆想老人之所以保留这个习惯，是对那个特殊生活阶段的一种纪念，也是对已逝夫君的一种怀念。老人家的思维十分活跃，她居然学会了上网，她能在网上与人对玩游戏，其速度一点也不输于年轻人。她能在网上下载东西，在网上看电影电视，她从网上知道我的作品《二姐》改编成了电视剧《油菜花香》，便下载看完，还极力推荐家人和村人观看。她一直就会打麻将，麻艺还很高，每天都有人来小店找她搓一把，她居然要选择对象，她不喜欢跟那些五六十岁的人玩麻将，她喜欢跟年轻人玩，因为她嫌五六十岁那些麻友的速度太慢，跟不上她的节奏。一个耄耋老人与三个年轻人飞快地玩麻将，一伙五六十岁的人在边上观摩，这已经成为十都村的一道风景了，前来游玩的外地人路过时往往会大惊小怪：这老太太真厉害啊！　　想着月娥姐的种种，我忽然惭愧起来———我常常埋怨自己的生存状况，常常不满自己的生存现实，常常用挑剔的眼光去认识事物，常常用阴晦的心理去揣度事物，结果导致自己经常不快乐。如今，我站在月娥姐的坟前，面对碑刻上老人那从容通透的微笑，我忽然间明白了许多道理。谢谢你，月娥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