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不忘乱，安不忘危

　　在小学语文课本里面，有一篇名叫《中华民族的最强音》的课文，讲述的是《义勇军进行曲》从创作到定为国歌的过程。课文的最后一句是：“唱起它，就会居安思危，振奋精神，为保卫伟大的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确实，每当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总会回想起中华民族曾经面临的一个个危难关头。如今，中国早已摆脱了民族危机，逐渐繁荣富强起来，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贪图安逸，而是要懂得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居安思危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应该植入每一个人的心里。　　居安思危思想的历史源流　　所谓居安思危，指的是身处安逸的环境中，仍然能够考虑到可能面临的危险，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危机感”。　　春秋时期，晋国征服了郑国，郑国君臣为了讨好征服者，不仅献上了兵车、武器等军事装备，还进献了三名乐师、十六名能歌善舞的女子，以及成套的乐器。晋国的国君晋悼公为了奖赏大夫魏绛的功劳，把一半的乐队和乐器赐给他，说：“您之前教导我搞好和戎狄的关系，把国力用在整合中原诸侯上。我在八年中九次与诸侯会盟，就像乐队演奏的乐曲一样和谐。现在，我希望与您共享这美妙的音乐。”魏绛听了晋悼公的话后，并没有表现得受宠若惊，反而讲了一番大道理。他说：“能与戎狄搞好关系，这是国家之福。多次与诸侯会盟，关系和谐，这是托您的福，也是诸位大夫的功劳，我没出什么力。不过，我希望您在享受的时候，也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做。《诗》中说：‘快乐的君子，为天子镇守邦国。快乐的君子，福禄都集中在他身上。善于治理附近的属国，于是大家都顺从他。’音乐可以培养德行，坚守义、礼、信、仁，这样才能镇守邦国，享受福禄，使远方顺从。《书》中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我希望能以此规谏您。”晋悼公很高兴地接受了魏绛的规劝，并坚持将乐队和乐器赐给了魏绛。大概是因为懂得了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道理，在此之后，晋国越来越强大了。　　居安思危的思想并不只出现在晋国，而是春秋战国时期有识之士的共同认知。解释《周易》的《易传》产生于战国时期，其中有很多与此含义相近的句子。比如《既济》卦的《象传》就说：“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意思是：君子想到可能发生的灾难，预先作出防范。《易传·系辞下》也说：“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种预判危机将会发生，于是提前作出预防的做法，正是“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的最好注解。　　先秦时期，许多思想家也说过类似的话。比如墨子就说：“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这里的“卒”，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突发事件”。墨子的意思是：不在平时考虑好应对各种变故的方法，突然发生紧急事件，就会手足无措，甚至会忙中出错。又如孟子说：“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这是引了《诗经》中《豳风·鸱鸮》的句子，以及孔子的评论，来说明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意义。再如荀子也说：“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其观点近于前文中《易传·系辞下》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乱。”　　春秋战国之后，是秦汉两个大一统王朝。虽然在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朝——国家权力相对集中，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但居安思危的思想仍然没有被忘记。汉武帝喜欢打猎，而且在打猎时还喜欢亲自和猛兽搏斗，当时的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就上书劝谏说：“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意思是：灾祸本来大多藏匿在隐蔽细微之处，因为人们轻忽了这些细节而发生。司马相如这么说，是希望汉武帝不要因为喜好亲自捕猎野兽，而疏忽了对自身安全的保护。这大概也可说是个人角度上的“居安思危”吧。　　另一著名的“居安思危”言论，出自西汉文学家扬雄的《冀州箴》。所谓的“箴”，是一种格言短文，周天子曾要求“百官献箴”，以此为鉴，纠正自己的错误。《冀州箴》就是扬雄以冀州官员的口吻拟作的一篇“箴”。冀州地处今天的河北一带，在当时是经济实力数一数二的发达地区，赵、魏两个战国时期的大国都从冀州起家。然而，赵、魏二国由于国策不当，都走上了“初安如山，后崩如崖”的道路。鉴于这一历史教训，扬雄警告统治者要“治不忘乱，安不忘危”。这是今人大多没有注意到的一句话。　　到了唐代，宰相魏徵曾经劝谏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他的理由是：“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冶矣，思所以亡则存矣。”魏徵之所以要特别向唐太宗提出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是因为唐太宗统治十几年后，渐渐丧失了励精图治的干劲，喜好享乐、不恤民力的事情时有发生。魏徵是隋末群雄混战的亲历者，目睹了隋炀帝因役使百姓过甚而激起百姓反抗的全过程。他担忧唐太宗会重蹈隋炀帝的覆辙，所以警告说：“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此外，民间也流行着很多关于“居安思危”的俗语，比如“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这句话常被父母用来教育子女注意节俭、不要浪费，我们也常常把它当成倡导节俭的格言。在“有日”能想到“无日”，不也是居安思危的一种表现吗？　　总之，居安思危思想自古有之，在古代，上自君主、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居安思危思想的内涵与价值　　居安思危，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不外乎“多想一些”罢了。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其内涵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大致包括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居安思危的思想是建立在认识自己、认识现实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思想的现实性。居安思危思想能在我国古代长期流行，与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有关，也与历史上的一个个鲜活教训关系很大。我国古代以农业为立国之基，而农业又与气候关系密切。当年风调雨顺，农民就可能丰收；若旱涝不时，农民就有饿死的危险。而这些自然灾害偏偏还不是人力所能消除的。为了规避灾害带来的风险，古代的学者们就主张，一户农家耕种三年，收获的粮食除上交国家和自己消费外，还要保留足够自家消费一年的积蓄，以此作为抗灾的“家当”。这种通过勤俭持家来备荒备急的思想，可说是最简单又最纯粹的“居安思危”了。　　在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代，需要居安思危的不单是农民。如果作为“兆民本业”的农业出了问题，统治者一样是在劫难逃的。所以，我国古代的统治者虽然在某些具体政策上有不同的思路，但大多数都是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图匮于丰，防俭于逸”这句话，出自西晋文学家潘岳的《藉田赋》。“藉田”又叫“籍田”，指的是天子、诸侯为表示重视农业，举行的一种亲自耕种的仪式。潘岳创作《藉田赋》，主要目的当然是为晋武帝唱赞歌，但他在赋中也表达了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图匮于丰，防俭于逸”，意为“丰收的时候，要想到可能有歉收的年份；过着安逸的生活，也要注意困乏的可能”，这是从君主的角度居安思危。而统治者能有这样的意识，又何尝不是从当时社会面临的现实威胁总结出来的呢？所以说，居安思危思想的内涵，首先是对问题现实性的认识。　　其次，居安思危思想有着深刻的辩证性。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里的“福”与“祸”，其实与“安”和“危”有着相近的内涵。“安”和“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我国的古人虽然没有系统地总结出辩证法，但在看待具体问题时，往往有着辩证的眼光。唐朝贞观年间，名臣房玄龄就曾说过：“思危所以求安，虑退所以能进。”他说的虽然是个人进退祸福之间的关系，却完全可以用在指导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在工作和生活中，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当前的状况，平时能够多想想怎么改进，出了问题应该如何应对，“安”“进”自然就可以取代“危”“退”。反之，则难免遇到各种麻烦。　　最后，居安思危强调“预为之备”，这也可以说是居安思危思想的“预防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灾难的苗头大多隐藏在细节之中，本来就很难引起人们注意，再加上当事人往往轻忽怠慢，等到问题变得严重之时，往往已经成了恶性事故。正如古语所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更糟糕的是，由于事先毫无防备，在最需要危机预案的时刻，当事人往往拿不出应对策略，只能让问题进一步扩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如果能做到居安思危，能够强化我们的风险意识，消除潜在的事故苗头，弥补现有的制度缺陷，一方面我们遇到的问题会减少很多，另一方面在遇到问题时，我们至少能够采取比较恰当的应变措施来解决它。当然，鼓励多找问题、多想对策，不等于赞成吹毛求疵，也不等于鼓励胡思乱想。找问题，想办法，必须建立在了解现实状况的基础上。　　了解了居安思危思想的内涵，它的价值也就很明确了。从个人的角度说，常将有日思无日，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资源、财物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使我们的生活更有规律，消费更有分寸，也更有应对生活困难的能力；从单位、集体、社会乃至国家的角度说，安不忘危、进不忘退，能够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盲目乐观情绪，防止“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悲剧发生，避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能够指导人们较好地控制风险、减少损失，是居安思危思想中最主要的闪光点。　　居安思危思想的现代价值　　或许有人会问：“当代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与自我修正能力已经很强了，我们还有必要谈‘居安思危’吗？”答案是肯定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如果我们能够预先发现危机，能够提出恰当的防备措施，就能预先对危险加以杜绝，或在问题出现时积极应对，而不至于手足无措。否则，灾难突然降临，本就容易人心惶惶，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付，后果将不可设想。确实，科技发展带给我们很多先进的工具，我们利用其建立起完善的运输体系、储备体系、救援体系、动员体系。但是，如果灾难发生时我们事先没有制定相关的预案，再好的体系也是很难及时调动起来的。在面对灾难时，时间往往就是生命，迟了一分钟，可能都会有无法预料、无法挽回的损失。　　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还会衍生出新的问题。十年前，我们或许很难想象通过网络传播引发舆论大潮，或者通过手机短信进行诈骗，但是在今天，这些问题都出现了。“老革命”如何应对“新问题”？是预见到问题的发生，事先制定方案，对其善加引导；还是闭目塞听，任由问题继续严重化？当然应该选择前者。　　编者按：2014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列举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等15个中国古代优秀思想。本刊“资政通鉴”栏目自2015年第4期始，对这15个思想进行全面阐述和解读，至本期结束。从下期开始，本栏目将推出“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系列，敬请关注！